原标题：额宝遇难题?流动性新规或为实质利好成发展新契机

　　沸沸扬扬被讨论了十余天的公募基金流动性新规，仍在持续发酵。公募基金领域首提“系统重要性”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是对近年来公募业大发展认可、回归本源预警风险的长期利好。

　　值得一提的是，理解该项新规，要厘清三大问题：1.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可倒”是一种认可期待;2.金融回归本源，风险意识先行，但提示预警不等于现实存在;3.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货币基金，“内核”有差异，看清零售型货币基金同机构型货币基金的不同，才能真正实现“良币驱除劣币”。

　　“系统重要性”是影响力指标，入选金融大佬“非富即贵”

　　8月3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首提“系统重要性的货币市场基金”概念。不约而同，市场把目光齐刷刷的投向天弘基金旗下中国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规模达到1.43万亿元。对比我国屡创新高的货币市场基金5.86亿总规模，规模位列榜首的余额宝“举足轻重”。

　　事实上，“系统重要性”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力指标。影响力越大，关注度则越高，从而成为行业数一数二的标杆企业，当然从严约束自我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强化监管助力。

　　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提出，要追根溯源至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雷曼兄弟等大型综合金融机构的破产，致使风险不断外溢、交叉、蔓延，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由此，国际金融监管开始对行业巨头倾注更大关注，“大而不倒”成为一种认可期待，而强化监管则是一种助力、预防的手段。

　　随后，2011年7月，银行业先试先行，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圈定了28家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直至2015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四大行全部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紧接着，作为金融“后勤保障”的保险业也开始加入“系统重要性”行列，2013年，“G20”设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公布了首批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名单，中国平安成为发展中国家及新兴保险市场中唯一入选的保险机构。

　　无独有偶，进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的行业巨头，也都将面临全球更为严格、专项出台的附加资本要求。如同目前聚光灯下的余额宝，即将面临专项监管，但与其称之为压力，不如理解成行业动力，因为，在余额宝大发展，影响力被肯定前提下，强化监管，更像是为其设置了内外“防火墙”，真正助力其“大而不倒”，成为行业“稳定器”标杆。

　　行业NO.1并非“问题生”，余额宝无一“踩雷”成最好证明

　　今年以来，强化监管助推金融业集体回归本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风险意识先行。

　　以此次公募基金流动性新规为例，管控货币基金可能的潜在的流动性隐患，控制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新规的一项重要目的。而出台前一天，中国证监会8月30日召开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培训视频会上，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也强调，“机构本身要高度关注自己的流动性风险，千万不能抱侥幸心理”。很明显，监管强调的内容有三点：一是明确底线，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二是强化监管，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理;三是提升机构自我风险意识，加强机构风控管理及自查。

　　事实上，纵观公募基金业，持有最大规模货币基金的天弘基金，也一直将风控、流动性管理放在首位，成为行业风控管理先行者。“余额宝从成立以来，没有踩过一个雷，就是基于严格的风控体系”，余额宝货币基金经理王登峰此前表示，基于严格控制组合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余额宝确保风险事件零发生。

　　与此同时，针对货币基金最大的风险是大额赎回风险，天弘基金专门设立“四法宝”保证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第一、基金经理与电商部、运营部建立沟通机制，利用大数据平台及时把握申购赎回信息，充分预估，并结合历史数据充分预留头寸;第二、不片面追求高收益，把流动性放在首位;第三、大规模赎回有一定规律性，如月初申购的多，月末赎回的多，双11赎回剧增，利用大数据提前跟踪信息;第四、资产配置相对保守，安排每周甚至每天都会有资产到期，如果出现不可预知的事件，也可快速变现。

　　由此可以发现，行业规模NO.1的天弘基金，无论从认识上还是操作上，都有着比整个行业更为严格的标准。若入选“系统重要性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将迎来“内外合力”的优势，巩固其“系统重要性机构”地位的同时，实现风险“最小化”。

　　零售型货基VS机构型货基，谁才是真正的“危险者”?

　　再来看看造成流行性风险发生的因素——集中、大额赎回。

　　来看美国历史上一次典型的公募基金“流动性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公募基金手中持有大量雷曼公司票据跌破1元净值，伴随大规模赎回，公募基金资产规模骤降，即使基金公司关闭赎回7天，流动性危机仍未缓解，甚至引发风险传递。直至美国财政部宣布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1年内担保，才平息风波稳定市场情绪。

　　数据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机构型货币市场基金中近30%的份额在短时间内被赎回，而零售型货币市场基金赎回份额仅占其规模的5%左右。看来，零售型货基对于市场流动性压力不敏感，更趋于稳定。对于零售型货基同机构型货基风险的差异，国际监管也早已有所区别对待。2014年美国货币基金监管新规出台，限制的重心放在了机构型货币基金，要求面向机构投资者的货币基金采用浮动资产净值，旨在让投资者意识到机构型货币基金的资产价值会随市场条件发生变化，从而促使他们及时调整持仓。

　　回到国内市场，目前国内最大货币基金余额宝，根据2017年中报显示，余额宝用户数量接近3.69亿，较去年底增加13.53%。而发力“小而美”“散户化”，牢抓个人投资者也一直都是余额宝的特色落脚点。数据显示，余额宝客户平均年龄29岁、地域分布覆盖2749个行政县，个人用户占比高达99%以上，由此可见，余额宝属于典型的零售型货基。

　　正是基于零售型货基属性，2016年末，余额宝也在国内债市大跌，多家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紧张之时，实现持续资金净流入。“消费者把余额宝当做零花钱的现金管理工具，而不是‘快进快出’的投机工具，用户更看重余额宝的支付便利性，对收益波动较不敏感。小额分散的特性决定了余额宝整体不容易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发生大幅波动，在本质上阻隔了惯常的风险传导机制”，业内人士分析称。

　　事实上，此次新规也实现了分类监管，新规明确了将根据基金持有人集中度情况进行分类监管的要求，对持有人集中度较高的货币基金在风险、流动性、分散度等方面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更进一步降低了货币基金可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