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的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有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再次谈到了实体经济高成本问题。

　　钱颖一说，关于降成本，全国政协在过去一年组织了多次调研，到广西、重庆做了实地调研，也到其他六个省市做了书面调研，有很多非常详细的调查结果。他认为，除了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还有一部分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即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之为制度性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而是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

　　钱颖一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去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企业家们的产权安全预期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比如，特别强调政府在守信践诺方面一定要守信践诺，特别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对创新经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都可以降低交易性成本。

　　我们此前曾多次在社论中论及，经济运行成本反映的是经济治理水平，经济治理水平与交易成本是一体两面，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对中国经济来说，它是无形的基础设施，影响链条很长。

　　钱颖一也分析了交易成本在要素市场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例如获得资本，利率是成本，但是信贷市场的运作、资本市场的运作是制度问题，降低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某种意义上说，融资贵是价值问题，但是融资难就是交易成本的问题。他最后说：“我们要非常重要地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下降，完全是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改变的。”

　　去年以来，高层力推供给侧改革，主体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正是其中之一。具体举措方面，有全面推行“营改增”、简政放权取消部分审批事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效果也有一定显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

　　今年2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实际上这项工作近年来从未止步，自201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出减费降费措施，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2015年以来又出台了一系列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企业社保费用支出的举措。

　　与此同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前曾指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这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