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大树、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围绕“2017民营经济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发表主题演讲。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要抓好“四个调”

　　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全面部署，提出要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加快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历史性转变。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抓好“四个调”，即调优产品产业结构，调绿农业生产方式，调新农业产业体系，调顺政府市场关系。

　　调优农业产品产业结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追求量的增长，主攻总量不足的矛盾。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粮食连年高位增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登上新台阶，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现在，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们不仅要吃饱，而且要求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从农业供给体系看，市场需求旺盛、适销对路的高品质农产品，国内生产供给不足，或者供应成本高，许多国内需求漂洋过了海，中高端农产品进口显著增加;而一些大路货品种，虽然国内生产供应充足，但卖不上价，甚至积压滞销。近些年，国人到国外超市抢购奶粉等商品，对优质食品农产品的需求漂洋过了海，实际上都是以上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具体表现。面对这些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农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把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压减低端供给，增加中高端供给，必须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促进农产品供给品种和质量更加契合消费需要，使农业供需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调绿农业生产方式。过去，为解决总量不足矛盾，我们拼资源拼环境提高农业产量，化肥农药往猛里投。农业资源环境的弦一直绷得很紧，边际产能过度开发，农业生产的水资源、土壤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令人担忧。现在农产品供给相对充裕，农业增产再也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既不能欠新账，还要想方设法还旧账，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让农业生产“绿起来”，走内涵式绿色农业发展道路。要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把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减下来，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更多依托农业现代化的良种良法，搞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提升要素利用效率，更多应用清洁技术，多施用环境友好的有机肥等，多搞绿色种植、循环种养、休耕轮作、生态修复，实行以水定产限产等等，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可持续利用。

　　调新农业产业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传统动能在逐步衰减，迫切需要有新的接续动力动能。近年来，以农村电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为代表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迅猛发展，有望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动力转换、动能接续找到关键突破路径。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要着眼于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深度参与社会分工分业，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要加快发展现代食品工业，发展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多渠道拓展农产品消费需求，切实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尾”这篇大文章。

　　调顺政府市场关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完善体制、创新机制，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深化农业农村领域关键性改革，全面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唯有农产品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情况，才能成为指引并调节经营主体生产和消费者需求，才有望实现供需的有效平衡匹配。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推进“市场定价、价补分离”，让价格回归市场，反映供求关系，同时建立生产者补贴制度。去年这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也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年以来，国外进口的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数量明显回落，国内外价差正在逐步收敛，市场机制作用逐步恢复。下一步，要按照“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改革”的思路，继续深化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尽量消除对市场价格的过度干预，同时保障好农民利益。深入推进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也要求我们的农业支持政策，要由以价格支持为主的“黄箱”政策，逐步向以直接补贴为主的“绿箱”政策转变过渡，构建起更加注重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为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支撑。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民营企业要用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自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重点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今已经一年多。一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绩斐然。

　　第一，政治层面，反腐倡廉、打虎灭蚊除苍蝇。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还降低了企业经营发展成本，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重要的干部基础。

　　第二，政府层面，“放权归市”举措大力度推进。到2016年底，新一届政府分9批取消了491项、下放了127项行政审批权，从而使原本必须由中央政府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90%，由市场决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已达到90%以上。“放权归市”，既有助于从根本上规避个别政府官员滥用公权“设租”、“寻租”，又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和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第三，经济发展层面，“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成效。运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办法，把过剩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价值的钢铁、煤炭、水泥生产能力去掉，把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负的“僵尸企业”清除掉，把低效过时的库存减除掉，把过高且无优质资产做后盾的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过高的杠杆率纠正过来，把过高的政府管理成本、社会运行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降下来，把科技创新不足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短板补上去，不仅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而且有助于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虽然全面落实供给侧改革加减法成绩斐然，但还要看到，改革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挑战一是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干部不作为现象。应尽快把那些与商人“亲”就不能“清”、“清”就不能“亲”的干部调离政府部门，鼓励和启用一批能够“为官为民”、“为民为官”、“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的干部。

　　挑战二是体制机制不配套、不配合。宏观管理政策上，存在财政减税清费、给企业松绑而货币政策过紧、数量调控过多、抑制企业发展的问题;管理体制机制上，存在并行审批、互为前置、妨碍阻滞市场经济应有发展的问题。

　　挑战三是供给侧改革本身也需要花钱、用力，但财力、物力有限，尤其需要注重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矛盾、问题与挑战。

　　挑战四是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和挑战。

　　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一定要切实用好供给侧改革加减法。

　　一方面，要切实用好加法。当前一个最大的加法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农业供给侧改革一号文件。一直以来，中国的发展都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尽管我国粮食类价格一直在不断上涨，农业的边际生产力却已几近于零甚至为负。这个现实表明，既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改革。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在“三权分置”与清晰确权基础上允许“三权”流通与重组，以此来着力推进农村新变革，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是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大举措，是实现我国农业人口第二次大转移、为我国经济第二次腾飞奠定的新的坚实基础，当然也是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其次，逆势启动体制机制深层改革。党中央、国务院自去年开始针对旧的、落后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指导意见，到今年伊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医务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新规及其愿景，这些举措从不同侧面表明：一场新的更加接地气的深层改革号角已经吹响。

　　其三，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推广与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深刻和带有颠覆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带来了信息传播技术和方式的革命，而且还带来了企业交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不仅有助于科技产品的交易，而且有助于科技创新成本的下降，从而有助于科技创新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库存成本、经营成本，进而有助于消费者了解、认知和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成本的下降，从而有助于消费本身的革命。

　　其四，世界市场强烈呼唤着中国的产业转型和技术革命。到国外买马桶盖和各种消费品等现象表明：质量好、价格低是企业生产经营及其产品和服务之市场竞争力首要源泉。必须积极而正面地应对世界市场对中国产业和技术的呼唤。

　　总之，从加法角度看，将近六年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调整已基本到位，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正在集聚、与此相关的多层次发展窗口也正在打开。

　　另一方面，更要切实用好减法。首先，政府减权、放权，对企业更好地遵守法制、更好地按市场规矩办事提出了直接要求。在遵守市场规则、遵守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民营企业既需要学会“弯道超车”，更要学会“适时适度超车”，否则，很难实现更好更大的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大树：

　　供给侧改革的加法与民营经济发展战略

　　供给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发力，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的加法主要体现在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上，我从这个角度谈谈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从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三大生产要素出发，结合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实际情况，提炼出“十三五”时期民营经济的三大发展战略。

　　首先是人才战略：从筑巢引凤到招凤筑巢。

　　产业迈上中高端需要中高端人才和劳动力。人才匮乏是影响民营经济升级换代的制约因素。以前，各地普遍采用的人才战略是筑巢引凤，通过优厚待遇来吸引外源性人才。但是，为待遇而来的外源性人才忠诚度不高，如果有更好的待遇，花大本钱引来的凤凰又会远走高飞。

　　民营企业所能提供的待遇有限，吸引力远不如外企和国企。考虑到中国人素有热爱家乡的传统，现在，民企的可以选择的人才战略是“待遇牌”和“亲情牌”双牌齐打，既要筑巢引凤，又要招凤筑巢，利用人们恋乡顾家的亲情，吸引凤凰回乡筑巢，建设美好家园。民营经济特别要注意吸引那些在本地出生或者学习、工作、生活过的人才，“十三五”时期主要从“三归”(海外归国留学人员、本省籍的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中解决人才和劳动力的增量问题。

　　同外源性人才相比，“三归”这种内源性人才的一个优点是忠诚度高，能留得住。生活比较习惯，离父母又近，这个乡愁之“锚”使他们不像外乡人那样在职场上随波逐流，同等待遇会选择留在家乡。

　　吸引“三归”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能性，因为目前“三归”的求职轨迹出现了拐点。例如，以前，外企一直是海归就业的首选，但中国和全球化智库的《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情况有所改变，2014年全国有36.1%的就业海归选择了本土民营企业，超过外企(26.6%);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民营企业/个体”就业比例，从2010年的40%上升到2015年的52%，已经超过半数;从2012年开始，河南、四川等省在本省范围内转移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到省外就业的人数，到2014年，有几个省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比例已经占到60%甚至更多。

　　其次是技术战略：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产业提升需要先进技术，需要创新。在这方面，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技术机遇期。互联网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作为现阶段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互联网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共享性强，是一种普惠型的技术，没有歧视，不分所有制，不管东中西部，也不分大中小企业都可以采用。

　　严格来讲，我们常说的“互联网+”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互联网+”和“+互联网”。“互联网+”是新一代智能终端、新一代网络技术和新一代新型服务创新的集聚融合，是立足互联网技术实现跨界集成创新的重要入口。“+互联网”的本质是利用互联网工具逐步把企业内外价值链全部数据化，对各种要素进行重组，经过营销、渠道、产品走到运营。创新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对传统产业和行业进行技术化、智能化改造，从而探索出众多新业态。

　　最后是资本战略：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

　　发展需要资金支持。以前，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靠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来解决。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由国有银行演变而来，对国有企业有一种本能的偏爱，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银行出于资金安全考虑，把防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而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规模小、抵押物少，银行审查它们贷款时非常谨慎，批准从严掌握。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要采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为民营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各级政府也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补偿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民营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风险损失。

　　推进互联网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活动，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降低金融机构的搜寻成本、认证成本、行政成本和监控成本。打通社会资本进入民营企业的通道，降低民营企业通过互联网金融融资的风险。

　　另外一个问题是，“十三五”时期，民营企业必须转变观念，除了要从金融机构那里得到间接融资(贷款)外，还要注意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敞开胸怀，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其实，直接融资是“创新友好型”投资，特别是那种风险投资，从制度上就同创新企业进行了“收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利益绑定。这不同于间接融资，例如，商业银行不能容忍失败，贷款的原则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用银行贷款去投资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银行会逼迫企业还款，很难从银行贷款来建立一个创新企业。

　　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培育和支持高科技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挂牌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或者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政府应该对上市、挂牌成功、上市再融资的分别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

　　鼓励优势民营企业发行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加强对小微企业领域的支持。探索建立政府债券增信基金，推动中小微企业发行集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中小企业私募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