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有关PPP项目落地低的问题，PPP在中国还是处于探索阶段，客观上各方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一个过程。PPP项目的落地周期已经开始缩短。关注项目落地率的同时，也应该关注项目的规范实施和风险防患。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签约落地1351个PPP项目，总投资2.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超过30%。与年初相比，项目落地的数量和投资规模都增长了超过4倍。

　　2014年以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推出了大量PPP项目。基建投资在过去两年仍然很重要，这是“保增长”的需要，PPP很大程度地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因此，它理论上是一种多赢。可以说，与过去相比，PPP在最近两年内得到迅速发展，这是积极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做法，相比于原来的BOT，PPP也能起到极好的弥补作用，模式多样、灵活，尤其是在公共事业领域，PPP模式实现了“帕雷托”效应，即社会效益最大化，这显然更符合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宗旨。而BOT模式以往也出现过“异化”现象，即民资获取特许经营，各参与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比较看重短期利益，这种短视当然不利于社会总收益最大化。

　　PPP项目的落地，人们最关注的是民企与国企的身份及其分别获得项目的数量。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永清集团董事长刘正军表示，虽然后期民企参与PPP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在大型项目和项目总金额上，国企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据政府采购网所公布的2016年落地项目中标信息显示，民营企业仅占据28%的比例。

　　民企以市场为风向标，其进入某一领域除了政策引导，相比于国企他们更重视对风险与赢利性的评估。正如一些委员所言，要加大民企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还需要政策优惠力度更大，并且打造一个更透明、更有规则的市场环境。目前，我国缺乏专门针对PPP的法律法规体系，《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仍待完善与出台;而且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责不清也不利于一些PPP项目的落地。相比于加大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法律与行政，或许是大力推进PPP发展的最亟需着手的两个方面，也是难点。因此，PPP的落地数量，以及民企份额还有PPP项目的执行效果，都将寄望于深层改革。

　　PPP的有效落地还需要依托政府转型的推进力度，因为PPP项目的推进需要一个能够承担“守夜人”责任的政府，这里的含义不仅是指一个良性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形成，政府在PPP项目中履行责任与守信，尊重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同时，适当向社会放权，并不是政府放手不管，而是强化监管的角色。PPP最能发挥作用的公共事业领域，既有基建、环保，也有医疗与教育。以教育为例，国务院已印发《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探索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并通过税费优惠、用地、收费等方面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实行差别化扶持政策。但是，同时需要跟上的是监管，民办学校享受到了优惠政策，也应该同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健全资产管理和财务会计制度。现代学校制度意味着学校需要以自身的教学质量以及社会口碑为主要发展目标，而不是教学质量好坏一个样。

　　对于民营医院来说，也是同理，在享受到了扶持与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应该尽快建立现代医院制度。因此，随着PPP的不断发展，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必须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应该加快立法步伐。由于公共事业比较特殊，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产品包括公共品、半公共品以及准公共品等;同时，民营企业又是带有天然的逐利性。因此，这其中的政府监管职责尤为重要，除了行政指引，法律则是最有效的硬约束与硬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