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以前所依赖的主要是成本优势。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和层次，这一优势已经越来越被压缩，在微观上则体现为企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开源节流”、重新优化工商企业的竞争力，成为未来最重要的经济课题之一。所谓“开源”，指的是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含金量，所谓“节流”，指的是降低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题中之义。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日前提议，降低企业负担的一条有力措施便是考虑把养老保险的费率从现在的20%多降到全国统一的15%。她表示，如果扣除了社会保障费用，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在全球并不是很高。目前企业社会保障成本已达到用人成本的三成多，即企业职工开1000块钱的工资，基本上要付出1400~1450元，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负担就很重了。

　　人社部此前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社保费率为39.25%。也就是说，对于月薪1万元的员工，企业所付出的显性人力成本将近1.4万元，成本确实比较高昂。

　　2015年，国务院已分别对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费率进行下调，失业保险费率由3%统一降至2%，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但上述减负方案并未涉及企业社保支出中占大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支出。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养老保险总费率是28%，企业缴费20%;医疗保险费率8%，企业缴费6%。

　　2016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6年5月1日起两年内，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具体来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

　　吴晓灵此次提议，进一步下降至全国统一的15%。显然，这对处于经济转型关键阶段的广大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当然，在养老金费率降低后，社会保险资金缺口更加突出，吴晓灵也提出了相应的补充方案：加大养老金在全国层面统筹力度;第二，延长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加大国有资产向社保划拨的力度，等等。

　　实际上，社保之外的其他税费成本问题，近年来也多次进入决策日程。最新的是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要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取消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各地也要削减涉企行政事业型收费。

　　对中国的经济治理来说，社保、税费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隐性成本，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如吴晓灵所说：“现在企业之所以感到负担重，主要包含3个方面。主要包括税收、社会保障费用(也就是五险一金)、各种各样的行政收费。此外，企业还需要承受制度成本，许多企业在申请项目及办理工商手续时，需要往返多次才能办成。”全国政协委员钱颖一日前在谈实体经济成本高企问题时，认为交易成本过高是根源所在，其优化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这与吴晓灵所说的有内在相通之处。

　　我们此前曾多次论及，经济运行成本反映的是经济治理水平，经济治理水平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一体两面，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对中国经济来说，它是无形的基础设施，影响链条很长。隐性的高成本存在于我国经济运行的许多方面，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减缓。从微观上说，成本下降有助于重塑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从宏观上说，优化治理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处境。近年来如此之多的政策效果如何，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