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这是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所强调的，也是他连续五年在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提及创新。

　　当前，中国经济L型走势渐明，制造升级、消费升级、要素需求升级，使得创新已经成为激发经济动力和社会活力必不可少的发动机。

　　具体到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提出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等举措。

　　“创新机制本质上是利益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蔡达峰认为，“创新需要的利益机制，通俗点讲，就是劳动与收入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要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使知识成为产权，就必须使产权成为现实的权能，就必须使创新者得到权益。”两会期间，蔡达峰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回答关于创新驱动和人才政策的看法。

　　创新不能光靠政府

　　《21世纪》：在我国，政府推动创新力度一直很大，其间产生了很多积极高效的作为，也有一些机制上的弊端，如何看待政府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

　　蔡达峰：我始终以为，创新不是某种产业，而是知识，所有领域的知识创新，都能创造新的力量。知识创新要依靠人，但不是靠设定的人，而是要调整利益关系，形成创新有利的政策，使所有人保持创新的欲望。

　　要使得广大社会成员的创新能力有施展的活力，就必须加快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生活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更好地促进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需要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支持和紧密结合，需要依靠更加科学的管理，这是需要政府做好的基础工作。

　　但另一方面，创新又不能光靠政府。在具体的创新活动上，政府集中精力做好财政应该投入的公益的、全民的需要的研发，并管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市场有需求的科技成果，政府尽量不要直接投资研发，或主持研发活动，甚至不必评价或规划，严格控制或大量精简财政支付的研发项目。

　　同时，要正确对待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使市场和社会的主体具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使它们在相互需求的关系中，自主参与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竞争，形成风险与回报、利益与成果、能力与机会对应的机制。在培育创新活力中，市场和社会是有内生机制的，很多方面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乐观其成的。政府可以搭建科技创新的平台，但前提是企业、组织乃至个人必须是自主自为，非常清晰地履行独立的法定权利和责任。我们在学习外国政府创新政策之前，必须改革公共政策，促进各种个体的自主自为，千万不要以为弄一些公共平台或若干优惠政策，就能激励大家创新。

　　《21世纪》：目前一说到创新，必提体制机制改革，对于“十三五”期间的创新驱动发展，你认为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

　　蔡达峰：首先，要统筹科技和产业发展，突出科技的引领作用。产业和科技，虽各有行业，但本质是体用关系。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龙头，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布局，不仅要看技术类型，更要针对研发能力。同样的，产业的优化升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是传统产品还是现代产品，也要靠科技能力的带动。

　　其次，要改革科技体制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要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把科技与产业、企业管理有机融合，破除体制障碍，促进技术和技术人才在市场中流动和竞争，用市场来促进科技需求和科技应用。知识和技术作为资本，以业态的形式进入市场，这是科技发展重要方式，包括科技研发组织、政策咨询组织、技能培训组织等。我们已经有许多相关的事业单位，尽管其中的成员有各种劳务活动，但它们的资源主要来自行政。我们缺乏企业组建的研发机构，缺乏在市场中活动的私人或民间研发组织，缺乏支撑他们研发的社会基金组织，因此科技产业化缺了原生动力和活力。

　　必须使知识成为产权

　　《21世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落实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你怎么看?

　　蔡达峰：我们在调研中得知，制造业央企面临技术人才的居住问题，部属高校面临人才经费节余的问题，本地大学面临人才薪酬中的定额问题，中小学面临人才进来就走的问题，社会组织面临薪酬标准过低的问题等等，诸多问题困扰着一些单位的人才发展。

　　创新机制本质上是利益机制。创新需要的利益机制，通俗点讲，就是劳动与收入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要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使知识成为产权，就必须使产权成为现实的权能，就必须使创新者得到权益。

　　《21世纪》：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当前各地为吸引创新人才也是各有奇招，包括上海去年以来在建设科创中心的几个连续出台文件中，就有多条针对人才的政策，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蔡达峰：地区为自身发展而吸收人才，而人才为自身发展而选择地区，这就势必导致地区性的人才集聚和流失的效应，这是每个地区的发展中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问题。

　　要选用人才，就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尽管每个人的需求不尽相同，但不外乎在职业发展和社会福利两个方面权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用人单位和政府都要付出代价、创造条件，两方面不可缺一。

　　为此我建议，政府要改进选用机制，理顺干部选拔和人才竞争的关系，主动适应人才市场环境，增强行政岗位的吸引力。浦东在试行海外招聘制公务员的做法，很值得关注。同时，对于国家需要而市场需求不足的战略性人才，政府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以有效方式提供保障。

　　其次要发挥企业和事业单位作用，事业单位集中了科研、教育、医疗等科技人才，应该在用人上体现主体责任和工作活力。同时，它们的地位、属性和投入受体制保障，既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又容易缺乏竞争和发展的能动性。政府作为主管者，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把转变自身职能与理顺管办关系结合起来，强化单位法人地位，明确行政管理的权限和单位自主管理的权限，使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地处置内部事务，包括公正公平地处置知识产权问题，合理分配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股权期权和分红等利益，既激励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又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

　　最后，科技创新要崇尚科学精神，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所有科技管理的政策措施，都要有利于科研人员坚持不懈地探求客观真理，帮助他们抵御功利思想的侵袭，防止因政策导向而分散他们的精力，改善科研服务质量，使他们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和根本利益，这是取得科技成果的前提，也是科技管理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