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

　　2001年，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及时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为什么出口导向会赢，并非仅仅是比较优势发挥了作用，而是这次融入世界的努力，与美元体系下有效的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的全球三元分工相匹配。这就是全球化3.0，它首先提供了巨大的终端需求。中国幸运地、及时地以举国之力加入了这个美元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开足马力为全世界市场进行生产。

　　同时资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热钱也滚滚而来，它们都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引导出更多的货币和信贷的投放。

　　此外，全球化还提供了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这种转移的正的外部性特别明显。中国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主导的产品内分工，通过外包获得样品，然后反向工程获得技术。

　　所以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与积累知识。同时软性的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引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远远超过了比较优势所可以覆盖的范畴。

　　例如，一开始通过吸收国有企业人才和技术壮大起来，并改变了行业内的竞争格局的乡镇企业，很快开始自行升级，聘请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把他们在MBA课程里学到的东西，治理去家族化、生产福特化和注重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营销和品牌建设，一股脑进行了试验并获得了一些成功。这也正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来源。

　　更巧妙的是，中国本身市场也很巨大，这不仅仅是有利于进口替代，很快更物美价廉的中国仿制商品成就了出口导向，再加上国内市场消化了一部分出口转内销，中国制造才获得了一个足够的成长空间。

　　超大市场、超多产能和超强模仿——这才是东亚胜出而拉丁美洲失败的关键。

　　最后，全球化还提供了规则和制度，市场主义的最大边界当然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任何希望从中获益的经济体都必须服从全球市场的“规则”，“与国际接轨”进而改造自己的市场、社会、政府以至思想。

　　全球化红利的本质在于，美国主导的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国的分工，连接它们的就是储备货币的循环投放，加入WTO加速了这一过程，WTO的规则更多涉及销售而不是生产，这样对中国的总成本领先策略是有帮助的。

　　全球化不但提供了需求，还提供了要素包括技术和资本，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制度，也就是与国际规则接轨，这就形成了传统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平行世界，通过竞争机制的鲶鱼效应来做增量改造，直到引发原来主流部分的体系性变化。

　　总体上看，外来的竞争优化了市场结构，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参数和环境，连同技术扩散一道，大幅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中国应该特别感谢开放和全球化3.0，这正是和平环境下完成原始积累和赶超式发展的唯一可能选项。

　　随着中国的入局，全球化3.0渐入高潮。但就算是中国幸运跟从了全球化潮流，为什么中国增长能如此之快呢?这是因为基于全球竞争环境和中国自身的禀赋基础，政府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追求GDP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大推进”战略。

　　这是一个贯彻国家意志的上下结合的过程，三种力量在其中各自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共同推动了高速增长。中国的特殊性其实在于其规模和速度，其量级将最终倾覆它正在依附着的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首先是中央政府，这是战略层次，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综合体现。

　　现代国家能力也是一个马斯洛体系，从最基本的安全到最高级的全面发展，存在着上升的阶梯结构。除了一般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以外，这里同大推进策略最相关的部分，就是货币和资本。购买力决定需求，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在市场化初期也是自律的产物。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符合经济增长和经济货币化所需要的信用货币投放。货币既可以作为交易媒介膨胀，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资本)膨胀。

　　从价格指标看，这一方面体现在多年负的实际利率上，中央政府是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货币化的最大受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另一方面就是汇率，这其实是中国制造的总成本领先策略的最后一道工序。

　　其次在战术层次上，地方政府是大推进战略具体的实施者。

　　多数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大胆试验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本质上说，地方政府是通过GDP锦标赛参与到增长过程中去的。

　　一方面，在税收方面使得激励相容。这导致政府行为企业化，一个地方政府相当于一个地方企业，一把手就是CEO，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工业园开发和招商引资。地方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条件进行资本争夺，形成了7000多个开发区或工业园，更加高级的形态是形成产业集群。不过大量重复和冗余投资在提升总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形成了过剩产能，这导致资本产出率长期单边下降。

　　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大多数后发国家构成了发展的瓶颈，典型的如印度。我国在1997年以后有了新的玩法——土地财政。2003~2008年政府共征用了14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途。土地出让金其实是未来70年地租的一次性获得，目的是尽快获取土地收入，这些收入作为资本金，同时获得银行信贷，通过倍数的杠杆撬动，从而迅速推动基础建设进而经营城市，加速城市化。一度流行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是从土地资本化延伸而来，包装各种资产注入平台，作为资本金和抵押物，获取银行信用和更大的杠杆。

　　最后在操作层面上，增长意图的大部分力量释放是通过国企、央企和准国企来实现的。

　　一是硬件建设，包括大多数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港口、通信。不可妖魔化这些投资，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到发达国家1/10的落后情况下，应当说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制造业和快速城市化所必要的投资。国有资本在七大战略部门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上，有绝对控制力。金融则是另外一个典型的国资控制领域。通过对存款-贷款利差的保护，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积累利润和资本，再为国有企业解困和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闭环。

　　这种三位一体的配合形成了一个强力刺激总供给的“大推进”策略，所以中国过去30多年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全球化3.0的中国镜像。

　　这个判断里面有四重涵义：中国用的是准市场化的方法;全球化3.0是主要推动力，为什么不说市场化而说全球化呢?因为全球化包含了前者，是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市场化;竞赛首先是国家间的，是“赶英超美”和“民族复兴”，这是一场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地区间的竞争也是整体竞赛的基础所在，甚至是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