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进行了新一轮密集投入。大数据、深度学习(AI)、工业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精准医疗)、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云服务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纷纷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

　　近年涌现的新科技呈现较为突出的颠覆性特点。这种颠覆性首先表现为新的科技创新成果直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显著提升生产生活的智能化水平。如物联网将重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关联方式;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核心理念和技术架构对传统银行等典型的“中心型”组织机构造成冲击;而大数据的应用则影响企业的资产结构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构成;量子通讯有望彻底解决信息传输的安全问题。

　　从科技活动的规律看，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虽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实力快速攀升，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科技活动的集中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新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振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却使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资源、环境和劳动力获得的传统比较优势被削弱。

　　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无一不是大国深度布局、巨头激烈角力的“重竞技场”，他们既是新竞赛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又是新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科技创新之所以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既是综合国力、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研组织方式变化的结果。21世纪的创新活动日益复杂，重量级的科研成果仅靠个人单打独斗几乎不可能完成，而是要有系统化、组织化的长期大规模投入做支撑。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对于团队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这也使得政府的科技计划和创新战略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大国积极布局战略高科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浪潮中，面临新的“数字鸿沟”。新科技革命对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和高端人才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短板。发展中国家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率较低。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新兴产业分工力不从心。

　　新兴产业在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阶段往往对劳动力成本并不敏感。现阶段，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同时，发达国家对颠覆性创新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

　　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的，而实体经济出现的革命性变化短期内难以辐射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企业凭借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很难找到对接新兴产业价值链的点位。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新的“数字鸿沟”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加剧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不平衡。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更是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主阵地。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在迈向“制造强国”的征途上，传统意义上的“距离”正在消失，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现成经验和目标可以模仿或追赶。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颠覆性创新爆发都是新产业集中孕育的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但同时战略机遇的窗口稍纵即逝。为此，应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新经济，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从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鼎新现有国际秩序与竞争格局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的未来产业研究组，在跟踪一些即将影响未来世界的新科技、新产业的同时，对形成这种态势的国际背景和竞争格局一并进行了多维度研究。他们不仅对影响未来世界的新科技、新产业提出了看法，同时认为，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需要在思想层面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深刻变革。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汇编成《影响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一书。现特辟“新科技新产业影响未来”专栏，约请这个团队的研究人员将其成果提炼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由于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迟迟未能实现交接，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仍处在后危机时期的全面深度调整阶段，其后遗症正在拖延为“慢性病”。在危机阴霾弥久不散，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跌跌撞撞、一波三折的同时，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旨在以创新激发制造业活力，重振实体经济。

　　发达国家实施的战略举措其效果逐步显现，科技创新领域正在展现令人期待的变化，新工业革命催生的“未来产业”初现端倪。对于国家、企业甚至个人而言，抉择的方向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晰。因为创新的结局非生即死，已经没有可以犹疑的时间和徘徊的空间。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甚至越来越难以逾越，但不创新意味着自动出局，传统意义上可供观望、追随的距离正在加快消失。

　　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互动

　　在过去20余年中，由于ICT技术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全球科技发展相对平缓，实体经济也因此渐失活力。与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形成反差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金融部门理念、技术和机制创新十分活跃，直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繁荣。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增长的方式与结构升级的路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去工业化”发展后，开始意识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危害。

　　近年来，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进行了新一轮密集投入。大数据、深度学习(AI)、工业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精准医疗)、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云服务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纷纷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新科技呈现较为突出的颠覆性特点。这种颠覆性首先表现为新的科技创新成果直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显著提升生产生活的智能化水平。如物联网将重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关联方式;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核心理念和技术架构对传统银行等典型的“中心型”组织机构造成冲击;而大数据的应用则影响企业的资产结构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构成;量子通讯有望彻底解决信息传输的安全问题。

　　在上述前沿技术的支撑下，全球化个性化制造方式将取代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模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流生产范式。同时，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日益明朗。面对21世纪十余年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技术和组织变革带动的新兴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又一次强有力地宣示了人类以创新突破资源桎梏的能力，以及实体经济领域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智能工厂，在更加“柔软”、开放、多元、低碳的制造网络中，个体和小微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将得以更充分的彰显和释放。

　　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大胆判断，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和产业不再是“一元”的，而更像云团般地越界与纠缠，由此推动的实体经济组织形态变革将呈现出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描绘的“去工业化”趋势。由于新科技产业化的盲点和雷区仍然俯拾即是，核心创新的定型与关键要素的迭代似乎并不一定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剧烈变化，而会在价值实现上取得趋于多元化的进展，包括更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更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更有弹性的商业模式、更趋开放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及更加“共享”的生活方式。

　　当然 “颠覆”并不是创新的持续性常态，人类更多的创新活动是对既有技术渐进性的改进、完善和修补，而且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影响通常是一个由点到面、荆棘密布的过程，但近年来观察到这一过程明显呈现“加速”的态势，“未来产业群”的肖像不断清晰。一旦关键点实现突破，就有可能引领整个产业群的发展。一方面，掌握某一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承接来自不同行业的外包业务，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往往具有破坏性和不确定性。颠覆性创新在创造市场利基的同时，也会重塑特定行业的价值链，并对传统产业及其固有的市场结构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创业团队解体、资本不适时的过度炒作、对接商业模式失败、消费者对新产品认知度低等等。

　　新科技新产业成为大国的竞技场

　　从科技活动的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虽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实力快速攀升，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科技活动的集中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新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振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却使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资源、环境和劳动力获得的传统比较优势被进一步削弱。20世纪后发国家普遍采用大量消耗资源、不计环境成本的赶超式战略，其实施效果必将受到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一系列标志性政治事件相继发生，全球化进程受阻，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受这些事件影响，欧盟和美国正在执行中的一批重大科研计划，其后期投入和产业化进程存在不确定性，但总体来看，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无一不是大国深度布局、巨头激烈角力的“重竞技场”，他们既是新竞赛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又是规则和标准制定者。而在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中，美国全球科技创新霸主的地位难以撼动。

　　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几年，美国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创业生态发育、风险投资理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2015年以来的一波资本寒流之中，美国约有3成以上的“科技独角兽”没能躲过严冬侵袭，创新型企业IPO步伐有所放缓，但硅谷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创新高地，并逐步升级为更具内生活力和自我发育功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国防军工同样是美国高科技研发和战略储备的关键领域，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DARPA)每年预算高达30亿美元，先后开发出互联网、GPS、隐形飞机等革命性的重磅级军民两用技术，并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未来军队等领域开展系统性研发。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及丰硕成果共同构筑起美国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美国始终站立科技创新潮头，源源不断地在为新工业革命输送原创性成果，其优异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对新科技及其商业化所造成的“破坏”能够较好地包容、消化。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在未来20-30年会受到更多挑战，但却难以全面超越。

　　科技创新之所以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既是综合国力、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研组织方式变化的结果。21世纪的创新活动日益复杂，重量级的科研成果仅靠个人单打独斗几乎不可能完成，而是要有系统化、组织化的长期大规模投入做支撑。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对于团队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这也使得政府的科技计划和创新战略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有效的“官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研体制，政府的科技投入能够撬动更多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源，大大提高了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效率。而在脑科学、基因工程、新型储能技术等一些基础性的前沿科技领域，需要政府在配置创新资源中发挥引导作用。

　　与大国积极布局战略高科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浪潮中，面临新的“数字鸿沟”。新科技革命对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和高端人才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短板。发展中国家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率较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世纪头十年一度活跃在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重要力量的新兴经济体，相继遭遇结构性减速与周期性放缓的叠加期，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新兴产业分工力不从心。

　　通常来讲，新兴产业在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阶段往往对劳动力成本并不敏感。现阶段，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同时，发达国家对颠覆性创新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

　　应该看到，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的，而实体经济出现的革命性变化短期内难以辐射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企业凭借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很难找到对接新兴产业价值链的点位。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新的“数字鸿沟”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加剧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不平衡。

　　领军企业加紧创新和转型发展

　　新科技普遍具有的颠覆性，必将带来“无中生有”的产业发展机遇，自然也会强化“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大数据时代，谁掌握了优质的数据资产，谁就更有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目前，谷歌、脸谱、亚马逊这三家互联网巨头均已储备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并正在加快将这些数据资产化的进程，从而将业务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加入新型智能硬件设备和服务型制造等领域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凭借数据资产优势，将会分流甚至取代IBM等传统巨头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从而改变全球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战略性及其增值率。

　　为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传统跨国公司同样开启了新一轮转型。IBM实力超群的研发团队在人工智能、碳纳米管以及量子计算机等前沿科技领域加紧突破，以确保未来20-25年的全球价值链领导地位，力图再造工业互联网帝国。惠普不断扩展服务型制造和云计算平台，施耐德公司提供最先进的能源解决方案，松下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砸下重金，索尼进军健康产业。传统跨国公司转型最根本的推动力是创新。科技创新虽然刺激了新产业群外延的扩展，但也使产业群内部一些产业的生命周期缩短，企业需要在特定时期内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战略资源的掌控能力。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创新决定一切的时代。在竞争压力和获取垄断利润的动力下，大企业投入巨资，以创新推动转型，使得世界范围内研发活动更趋集中化。同时，大企业还通过并购等多种形式的资本运作，获取优质的创新资源，快速进入新领域。如谷歌收购DeepMind，使其拥有了创新最为活跃、成果频出的世界顶级人工智能开发团队，而Facebook通过斥资20亿美元收购OculusRift，进军VR产业，意在转型为“软硬兼施”的跨界高手。这些资本运作的成功案例对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组织结构演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资本市场助推新科技的产业化

　　尽管同属新兴领域，普遍具有颠覆性和应用前景广的特点，但现阶段新科技的产业化程度、其未来的市场潜力、资本接入方式、政府政策跟进等方面参差不齐，仍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各路热钱对一些新科技概念的炒作高烧不退，致使其产业化前景蛮烟瘴雨，即便专业人士也如坠云雾。其中，机器人行业虽有不少技术难关尚待攻克，但工业用机器人不论是规模总量、增长速度还是领军企业的市场势力等方面，都正在加快向成熟产业演进，成为柔性制造、智能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支撑性硬件产业。

　　同样，因有“互联网+”战略导航，国内大数据产业发展也似乎一日千里，超出了此前的一些预判。再如市场上主流VR产品的体验难称完美，由于资本力量的充分参与，却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也已初成规模，产业组织特点初步显现。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脑科学、区块链等技术或产品的市场化、规模化应用显然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各地政府力推之下，石墨烯等领域提前预热，今后能否避免重蹈产业规模低水平快速扩张的覆辙，应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科技、资本与产业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深入。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将科创成果的泡沫吹大并不可怕。其实，从泡沫生成再到破灭的洗牌甚至已成为市场经济下新产业兴起和演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这种盲目挤出造成的浪费往往不会比政府直接配置创新资源导致的问题更严重。企业家和投资者应对这一规律有清醒认识和精确判断，相信“独孤求败”除了仰仗变通的实力，还要拥有坚守的定力。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在新科技产业化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资本日益活跃的身影，而创业企业IPO催生的新型天使基金则直接推动了创新活动的自我强化。如谷歌、Facebook等一批创业企业被资本市场接纳，不仅对于这些公司是提升影响力、降低风险的重大契机，同时也为这类公司中一些原创者和元老级员工带来了巨大财富。

　　在满足物质需求之余，这些获得了财务自由的股东中快速孕育出一批数量可观的天使投资人。这类投资者对创业项目的选择标准明显有别于投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曾经的“技术控”，他们大都对创业团队的财务目标不敏感，几乎不掌握通行的财务估值方法和技术，但却具有更强的技术偏好和独特的市场眼光，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度也更高。在一些特定案例中，甚至个人情怀等非商业因素促成这类天使投资者关注潜在商业价值大、但却不被传统风投看好的创业项目，并以较高的决策效率帮助创业团队快速填平了资金鸿沟。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创新创业对多样化人才、研发体系、中介组织、风险资金、信息渠道等高端要素乃至居住环境、气候条件等外部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使得“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典型特征。目前，美国创新创业资源高度集中在以硅谷为中心的加州西海岸以及波士顿周边的东北部地区。其中，美国40%以上的风险投资流向了硅谷及其辐射区。近年来，美国创新创业的“马太效应”有进一步强化的态势，硅谷等极少数的创新创业核心区对高端要素形成了磁石般的强大吸引力。

　　由创新企业IPO催生的天使基金在美国硅谷等地扮演着创业价值挖掘机的角色，缩短了创业企业发育周期。这些新型天使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IPO又进一步孵化出更多的天使投资基金，形成硅谷创新的自我加强机制。近年来，国内北京、杭州、深圳等创业创新集聚城市也已经显现出与美国这一趋势类似的动向，百度、阿里、腾讯等公司的一批创业元老开始加入天使投资行列，初步形成了以技术和商业模式为核心的创业项目评估导向。

　　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好地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下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使得要素配置效率大大提升，在较短时间内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客观地看，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不断投入和持续积累，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阶段，无论是前沿科技还是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发达之间起点并没有太大差距，甚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某些层面看这的确是事实。可是，即使同时出发，也不意味着必然能够同步到达终点。虽不排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部分新兴领域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进而成为这些领域世界领跑者的可能性，但当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处于革命性的状态之下，能否号准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发展路径和范式，却是后发国家面临的又一次大考。在此番大考中，改革开放近40年积累的经验未必能够像一如既往，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吹糠见米的效果。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制度创新的宽度和深度、体制机制的弹性和透明度、高端要素供给甚至文化的进取性、先进性和包容性，这些软硬实力的塑造显然需要动员全民、全要素投入。

　　面对纷繁的未知世界，尽管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在解放人类头脑的同时，也对人类智能和体能甚至情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人，才是决定“创新”这场生死之战的“奇点”，未来的全球竞争始终是人的竞争。科技和制度作为人类智慧的延展，其意义和复杂程度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现实性和战略性。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李约瑟之谜”拷问着中华民族对现代人类社会科技创新、知识积累、财富创造、文明传播的贡献。

　　更为刺眼的现实是，撇开生产环节，仅仅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至今鲜见13亿人口大国的原创理念、技术和产品。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压缩式工业化实践中，中国人在学习和模仿之路上走得又快又远，但在新科技新产业巨浪的涤荡下，跟随战略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是时候必须面对并攀越“原创”这座横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巍峨高山了。

　　从西方科学史和工业史的角度来看，物质财富膨胀终将使人们摆脱生计之困，获得能够专注于原始创新的“财务自由”。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无疑为中国开创属于自己的“原创时代”提供了可以期许的物质条件，但要想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显然需要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迈出这一步难度更大，成本更高，风险更多。“盯住和追赶”不足以应对这场新科技新产业的决赛并最终胜出，须有“任子垂沧海之钓”的韬略，方可获“吞舟之鱼”般的战果。

　　必须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更是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主阵地。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在迈向“制造强国”的征途上，传统意义上的“距离”正在消失，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现成经验和目标可以模仿或追赶。在影响未来的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中，发达国家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势必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领域的尖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和重大装备，我们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颠覆性创新爆发都是新产业集中孕育的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但同时战略机遇的窗口稍纵即逝。为此，应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新经济，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从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