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及副院长黄益平对中国经济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两位学者演讲中，谈到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金融改革等多项问题。

　　记者注意到，虽然议题众多，但是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图景已经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使之前惯用的刺激政策面临失灵的风险或者已经失灵，当然，两位经济学家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定为6.5%，相比于2016年6.7%的实际GDP增速仍然低了一些，但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似乎又出现了一些经济复苏的迹象，例如商品价格上涨，煤、钢等企业利润好转，另外，一些机械品种的销量也逐月回升。

　　黄益平认为，之所以将今年的目标定到6.5%，是考虑到经济增长始终存在下行压力这一因素，所以短期看，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依然不能太乐观，“不太乐观并不意味着6.5%的增速实现不了，而是说结构性变化的压力短期内过不去。”

　　谈到中国经济增速，林毅夫则认为应该放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去考虑。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尚未完全走出危机的影响，其中，复苏状况最好的美国，据预测，其2019年的经济增速也仅为1.9%，远未达到危机前发达国家3%~3.5%的平均增长速度。

　　然而，更进一步考虑，当发达国家的增速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情况下，影响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一定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一些亚洲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就受累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连续7年下降至2016年的6.7%，经济进入新常态，更要从国际经济情况，审时度势，推动改革与发展。”对于今年实现6.5%的增速目标，林毅夫也比较乐观。

　　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记者注意到，结构性改革是林毅夫及黄益平谈到的重要议题之一，至于原因，两位学者均提到，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与过去不同，传统的办法已经难以为继。

　　“如今碰到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继续不下去了，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新旧动能转换，也就是产业要更新换代，进行结构性改革。”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不取决于周期性或趋势性因素，而是能否建立起一批新的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

　　林毅夫则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危机曾开出不同的药方，一是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由于结构性改革通常是收缩性的，而危机时经济增速本来就是下滑的，这其中存在相悖之处;另外则是让货币大量贬值，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从而依靠国际市场需求增加，创造国内的就业机会，给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通过贬值增加出口，这样就会抢走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事实上发达国家现在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发达国家也会采取相应的宽松措施进行对冲。”林毅夫认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在各个国家蔓延，这就使得想要通过贬值增加出口来为结构性改革增加空间的办法行不通了。

　　对此，林毅夫开出的药方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创造需求及就业;同时，危机时期，基础设施的原材料价格较低，基建成本低;另外，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发达国家存在基础设施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基建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

　　防范系统性风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防风险放到了重要位置，具体表述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黄益平认为，之所以今年把防风险放在了重要位置，其中的原因在于，无论是趋势性还是周期性的增速下行，都会导致金融风险上升，但是，周期性减速通过宏观经济扩张很容易化解，而趋势性减速则很难逆转。

　　“中国是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中唯一没有爆发显性金融危机的国家，其中有两点原因，一是经济持续高增长;二是过去有政府兜底。”在黄益平看来，这两点现在都已经很难再持续下去，所以要对金融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

　　谈到金融改革问题时，黄益平指出，大家常抱怨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但是从边际资本产出率来看是下降的，这就意味着同样的资本投入，获得的回报越来越疲软，所以，如果要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首先要改善实体经济的结构。

　　“当然，除了改善实体经济结构，金融部门要做的也很多，改革的方向也是清楚的。”黄益平认为未来的金融改革要从三方面进行，一是降低准入门槛、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确定开放市场机制，让利率、汇率、资金收益率等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或者央行;三是改善金融监管，特别是目前金融政策的协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