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的高速增长，让国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惯性思维”——低于8%的经济增速就意味着经济运行出了问题。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将经济新常态描述为“经济转型+增速换挡+政策消化”，并把经济增速“换挡期”的发展形态进一步解释为“L”形增长，意为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增长轨迹形成“L”形走势，未来经济增长会在降低了的中高速平台上运行。然而现实是，市场不仅对显然已企稳的经济增长形态视而不见，还把“L”形走势理解为动态的叠加过程，经济增速将呈台阶式下降走势竟一度成为市场的严重担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期(10年至20年)前景，笔者曾做过专门的研究，结论是我国未来合意增长区间为6%至9%，当前经济增长显然已在合意区间下方运行了较长时间。

　　对降低了的经济增速焦虑不安，实际上是“浮躁”心理在作怪。而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浮躁”心态，对经济“转型升级”很不利。宏观上的“转型升级”目标，落实到微观的企业经营和产品上，就是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优的质量。从马桶盖到电饭煲，中外产品间的质量差异有目共睹，但造成这种质量差异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工艺落后，还是技术不够先进?抑或工人素质不如海外?我看都不是。据我的调研和观察，我国很多领域的现代化水平并不落后，管理手段也跟得上，工艺、科技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领先国外同行，之所以生产不出与海外同质的产品，“浮躁”心态要承担很大责任。

　　在“浮躁”心态支配下，一切都讲究快——生产速度要快，产量要高。快速、高产的经营，自然可以很快取得规模经济的效果。不错，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量大价平的优势，制造大国的地位也因此确立。然而，由于不能精细化生产，大路货居多，鲜有产品质量领先，以至于“大而不强”。大量生产伴随资源的大量消耗。大量生产、大量出口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产品出去、污染留下”，给国内环境造成了不少压力。

　　如果我们能不以GDP为先，克服一下“浮躁”心态，放慢一点发展节奏，讲究一点增长质量，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目标，就会在不经意间前进一大步。

　　2000年前，我国经济处在“瓶颈”期，一直存在着某个领域(交通等基础设施、某些工业原料和产品)的供给不足;找准缺口，大干快上，是彼时经济发展特征。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重要的经济建设抓手。筑巢引凤，是各地政府经济工作的形象比喻：以开发区、工业区、产业园等形式，竞争性供应土地，并辅之以配套性优惠政策。2000年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动力增加了出口和地产两大强动力，要素外延扩张的模式进一步强化，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持续的改革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GDP增长在2003年至2007年间连续5年在10%以上，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至此养成。其实，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要素禀赋优势变化，早在2007金融危机前，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呈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型需求，“腾笼换鸟”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新内容。

　　无疑，“腾笼换鸟”比“筑巢引凤”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更深的细致。经济转型，处置好旧有产业，才能培育新型产业;前者即为转型，后者就是升级。在转移、消除旧有产业和创设、发展新型产业之间，往往有转化时滞，带来经济增长的暂时失速。这个衔接过程就是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经济新常态。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速甚至低于转型后的经济增长。

　　在很多领域，慢是提高产品质量内在工艺的要求。时间是有价值的，这点不会有人怀疑;时间也是生产力，这点却常被人忽视。不必说显而易见的“发酵”、养殖等生物作用过程，就是各类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生产，甚至工程矿山经营，慢下来后产品质量就会在不经意间得到提升。用一个更精确的术语表述，那就是我国过去常常忽视了材料和工程的“实效处理”。例如，工厂铸件冷却后直接被送入到切削工段，而日本的工厂里，铸件通常要求放置半年以上才能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金属内部的晶体稳定，确保加工部件不变形，这对高、精、尖产品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我国的矿山企业的不少安全事件，并非安全投入不到位，管理没跟上，而是太过追求速度，以致矿体颗粒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掘进作业通道结构不稳定。简言之，转型升级意味着追求高、精、尖，而高、精、尖就要讲究“实效处理”，“实效处理”就要求节奏慢下来。

　　为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各行各业都在提倡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精，用心做一件事，安心做一件事。“浮躁”心态下，何谈“工匠”?

　　转型升级并非单纯追求先进产业。基于更高质量、更优服务的“转型升级”目标，每个产业、每个企业、每个工种，都能为这一宏观目标贡献力量。当全社会形成工匠精神时，经济生活中的平和心态，就会成为主流。届时，我国经济就成功走过了增速“换挡期”，“经济转型”目标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