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今年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在继续减税降费的同时，还要扩大支出规模，多管齐下，多种手段有机配合，力争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最佳组合效用。

　　在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内外市场环境多变之际，政府减税、降费，帮助企业降成本，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实质表现，同时也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要为这些焕发了活力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找到市场，注重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促进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

　　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考虑到“防风险”，货币政策受到较大制约，财税政策将再担大任——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为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要求自2017年4月1日起，取消或停征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这标志着新一轮减税降费拉开序幕，新的财税政策组合进入实施阶段。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今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继续减税降费的同时，扩大支出规模，多管齐下，多种手段有机配合，力争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最佳组合效用。

　　“减税”政策要进行到底

　　减税是供给侧经济学的基石。所谓的“拉弗曲线”、“里根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减税，只是他们所说的“减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没有得到实践的支撑。所以，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加了“适度扩大总需求”，趋利避害，不走极端。

　　要焕发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就要给市场主体松绑，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减税。 2016年，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2017年将进一步减税降费，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在减税方面，继续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将增值税税率档次由四档简并至三档，扩大减税效应;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范围从年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以下，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到75%。

　　“降费”需要标本兼治

　　如果说减税是供给侧经济学要义具有共识，研究现代西方国家经济改革却很少碰见“降费”这个词。倒不是其他国家没有收费，而是不像我国由于存在名目繁多的收费，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今年，涉企收费“砍半”将是为企业减负的“重头戏”。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要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还要通过像降网费、电费、物流成本等措施，力争今年减税降费能达万亿元。

　　此次取消或停征的35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房屋转让手续费、机动车抵押登记费、船舶登记费、卫生检测费等。取消或停征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共6项，包括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等，尤其是“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旨在促进大众创业。减轻企业负担涉及振兴经济，全国人大正在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着眼于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人大常委会将围绕规范非税收入开展专题调研，推动企业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降成本”减少交易成本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的“一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在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内外市场环境多变之际，政府减税、降费，帮助企业降成本，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实质表现，同时也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抓手。狭义的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政府工作报告把它称之为 “制度性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对交易成本做广义的理解，市场化改革就是减少企业、市场的交易成本。今年要多措并举降成本，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工资是成本，“五险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实施、调整，都产生成本。劳动力工资上涨具有两面性，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但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则可以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公布。这是我国首次出台产权保护顶层设计，对稳定企业家产权安全预期有重要作用，会大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扩大支出规模扩大总需求

　　减税、降费、降成本无疑是为企业松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为这些焕发了活力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找到市场。所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的改革。在实际增长率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当下，需要财政出手，增加政府投入，以公共投资启动民间投资。

　　我们要“软”“硬”基础设施一同建设。现在城市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为看起来过剩的钢铁水泥等找到销路。今年要完成铁路建设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继续加强轨道交通、民用航空、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建设，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九十年代解决的是用。2000年头十年解决的是住和行。现在要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有所作为。如果能在人民关心的这几个方面做出突破性进展，以实质手段推进“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必将带动现代有效需求，让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受益，同时由于解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从而释放出市场的更多需求，至少是“一箭三雕”。

　　用足用活“3%的财政赤字率”

　　不超过3%的财政赤字率是欧盟的一个要求，尽管只是一个经验数字，现在却几乎成为一个“国际标准”。当然，实际上，即使欧盟国家也大多没有很好地遵守这一规则。我国财政政策总体是稳健的，从2013年至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分别为1.2万亿元、1.35万亿元、1.62万亿元、2.18万亿元，赤字率也从2.1%逐步提高到约3%。我们不是一定要坚持“3%”，却要充分利用好这个3%。今年赤字率按3%安排，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支持减税降费，除了稳增长调结构层面的考虑，也综合考虑了风险防范、提升依法理财水平、提升地方债务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一方面减税降费，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扩大支出规模，即使有3%的赤字安排，还需要向存量要空间，向改革要空间，包括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长9.5%，重点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压缩非重点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的项目的预算安排等。

　　注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协调好了可以互补，形成合力，事半功倍。今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金融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也要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是各大经济体中最高的，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利率要进一步市场化，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让银行回归企业本位，把资金更多地贷给能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而不是制造一轮又一轮的“僵尸”;推进资产证券化，加大股权融资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股市、债市可以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稳”只有建立在市场决定的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进”才是实在的，才是真正的稳中求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市场的自由选择权，为企业、社会创造更加适宜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