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设立与运转，首先是国家运用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源，引导京津冀经济空间重构与市场资源配置的一次重要努力。总部集结于北京的众多大型国有企业，无疑将是这一决策的主要支撑者之一。在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颁布之后，已有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等多家大型国企表示，要加快与雄安新区建设规划的对接，服务新区建设。这些表态，初步呈现出目前北京“非首都功能”外迁向部分国有经济部门扩张的趋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央企搬迁至雄安新区的谣言不能信，部分企业表态将搬至雄安新区属企业自主行为，未来还要做相关规划。这一谨慎表态并未否定部分大型国企将成为建设雄安特区的“排头兵”的可能性，只是提示雄安新区的规划并非一蹴而就，还会有一个吸纳众智、协调众多建设参与者的过程。

　　从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与大规模来看，具体的规划进程与建设进程必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与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将是复杂而富有弹性的，具体细节会充满变数。一方面，雄安新区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时代，以非常规方式建构一个有别于以往主流模式的区域建设新样式，包括大量建设公租房。为避免投机资本过度炒作，政府在消息发布与地产市场管控方面，正确地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严厉措施。另一方面，在管控雄安新区地产投资等方面的非常规举措，毕竟有避免雄安新区建设成本巨幅攀升的特别背景，在这些举措业已奏效的情况下，后续规划与建设是否会一概沿用这种非常举措，则拭目以待。

　　不少分析业已指出，雄安新区的区域发展条件与此前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很不一样，例如经济地理条件、市场发展水平、社会心理习惯等方面都颇为不同。还需注意的是，雄安新区的设立处于中国发展模式亟需调整转型的新阶段，其目标与后者很不一样，例如，不会再以GDP水平为最高目标。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雄安新区以严厉管控阻拦了当前在环京地区“围猎”的资金“洪水”之后，更需要拓宽实业发展的渠道，促进金融业与实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注重吸纳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为新区发展积累更为厚实的社会基础。

　　雄安新区既有发展水平较低，留下了“白纸上好画画”的宽阔空间，同时，这也意味着雄安新区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与最为别致的一次整体性的“招商引资”。其一大别致之处在于，此次前往雄安新区的投资者，将是最近十余年来各地政府趋之若鹜的大型国企。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的“招商引资”，与以往其他地区非常接近，只不过其他地方盼星星盼月亮仍然难以如愿之事，雄安新区很可能轻易实现。大型国企的大量进入，自然也会吸引其他企业与资本进入，这是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大型国企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现象。

　　另外，以往不少地方政府多以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开发用地为“诱饵”吸引投资企业，这成为占有城市住宅用地、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雄安新区的新策略，意味着“招商引资”的重心，从注重企业利益逐渐转向兼重企业员工的社会利益。

　　从根本上说，雄安新区的一些举措根植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之中，而且已被实践证明对市场发展有其积极作用，只不过此次运用规模前所未有而已。至于雄安新区的交通基础建设，则更是“要想富，先修路”策略的延续。此前环京地区的交通设施(包括新机场、诸多城际铁路与所谓“七环”)建设早已逐步展开，雄安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实际上接近于连通“最后一公里”，不需要另外增加太多投入。

　　雄安新区的建设有其非常之处，但真正特殊的主要是为避免投机资本炒作房地产的那些显得不得已的举措，具体的发展举措在市场化进程中并不特殊。在后续的规划与建设进程中，那些作为新区建设“排头兵”的大型国企以多大规模、是否总部进驻，杜绝地产炒作的新区究竟如何规划以吸纳第一批进驻者，诸如此类问题已经是常规工作，对投机资本而言重要性大为减弱。由此看来，后续规划与建设阶段，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考虑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及时公布。

　　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具体决策与规划的透明度，鼓励关于新区建设的各种建言与讨论，既提高新区规划的质量，又吸纳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本的积极参与，让雄安新区的“招商引资”呈现出有别以往的新气象。由于雄安新区建设这张“白纸”的市场发展条件的确不如背靠香港特区的深圳与背靠繁华浦西的浦东这两张“白纸”，需要更为积极地想办法吸引国内外企业的参与，更为灵活地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社会的支持。而吸引社会支持的最佳方法，就是扩大社会的参与。在拒绝投机资本炒作之后，拓展社会公众与企业的参与渠道，便成了夯实新区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