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7年，我国经济形势虽然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加之国际经济方面遭遇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我国货币政策不仅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同时还担负着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和防范外部冲击等任务。展望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不仅协调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冲突，同时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协调货币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

　　我国货币政策存在目标多元与政策单一的冲突。由于经济处于增长和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外，还肩负着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从长期来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例如，充分就业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有较强重叠性，且与增长和就业目标相比，国际收支外部目标的优先级较低。但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目标过多。比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就要求货币政策适度紧缩;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宽松;同样地，在内部目标中，增长和通胀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

　　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因此，作为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央行应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效果，这在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自2013年起，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以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取得了较好效果，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以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在长期中货币政策工具不存在异质性。因此，要解决货币政策目标冲突，归根结底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明确不同目标的优先级。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经验来看，其货币政策执行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较多地强调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而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重视程度较弱。在经济新常态格局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相反，新常态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则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结构均衡。

　　协调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操作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操作目标之间职能也并不明确。以货币供应量为例，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增速是我国货币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中介目标;另一方面，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也部分地承担操作目标的职能。鉴于此，未来我国货币政策执行应进一步区分中介目标与操作目标，分别强化两者职能。

　　在中介目标方面，鉴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且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

　　在操作目标方面，目前，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短期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通过短期利率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中央银行宣布的基准利率运行，从而影响长期利率、汇率以及货币信贷增速等中介指标，最终实现调控经济主体的生产支出活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产品体系更加复杂，综合经营趋势明显。同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不良金融资产逐步进入风险暴露期，金融市场波动较大，经济杠杆风险迅速上升。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目标，应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