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战略升级，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缺乏相应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独立探索符合独特新兴大国特点的增长模型，进而开启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段的发展周期。基于此，中国既要重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逻辑，更要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前瞻性研究，告别债务推动型的既有增长模式，摆脱过去那种主要参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思维，将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微观主体创新禀赋的广泛激活和人力资本的普遍提升上。

　　随着今年一季度多项经济数据的走好，有关我国经济是否迎来新周期的讨论又开始见诸报端，加上最近中央政府正通过战略性区域经济布局来为中长期的发展做相关准备，一些乐观论者便认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有望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出“L”型周期的筑底阶段，进而迎来新旧周期切换的拐点;而较为审慎的经济学家则基于对新一轮增长周期动力源泉缺乏足够信心的判断，认为眼下断言新周期将来临，不免为时过早。

　　笔者认为，有关当下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以及新增长周期究竟何时来临，或曰中国成功实现战略转型所需时间的判断，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也最具挑战意义的经济命题之一。记得前几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红利逐步消失，经济迈入告别增长偏好、抓紧寻求新增长动力的“时间窗口”之后，西方有不少经济分析人士曾断言：中国经济崩盘在即，甚至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4%及以下，这是典型的看空论调。不过，我们对之也不必太在意。如果换个角度观察，这未尝不是在提醒我们审视经济基本面与中长期增长风险。当然，笔者并不认同有些乐观论者基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判断，以为中国凭借调整经济增长工具就可实现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至2030年。因为，姑且不论要实现上述增长目标所需支撑条件是否足够充分，对这种严肃经济问题的求解，不仅需要长期跟踪研究，而且需要充分估计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切换，笔者曾提出过三个判断视角：一是新旧增长动力的“交接”周期及其平滑度;二是政府行为边界与市场行为空间的有效对接程度;三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及其表现。所谓“交接”，并非指新的动力完全取代传统增长动力的功能，而是指必须着力培育并固化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导性动力。例如，我国正在力推的“中国制造2025”，并已在部分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并引起了美欧先行经济体的高度关注。德国西门子日前与加拿大飞机及列车制造商庞巴迪正就合并部分轨道交通业务展开磋商，希望借此共同应对来自“巨无霸”中国中车的挑战。因为，中车这位曾经的“徒弟”，仅在2016年就获得了81亿美元的出口订单，同比增长近40%。目前中车产品出口至全球六大洲10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83%拥有铁路的国家都奔驰着中车产品。只是，我国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只是稍微缩短了新旧增长动力“交接”的时间，并没有整体改变我国制造业仍然大幅落后发达经济体的事实。

　　至于政府行为边界与市场行为空间的有效对接程度，目前仍然需要政府发挥在战略规划与区域整合方面的优势。因为过往三十余年的实践表明，政府其实是最有为也最可“无为”的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进程中至为关键的角色。然而，政府施政要有明确的权力清单，政府扮演的更重要角色应是营造公平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有效管理经济发展预期，干预市场失灵。而就这一点而言，要实现预期目标绝非数年之功。而作为第三个观察视角的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及其表现，目前显然仍处于结构不均衡、亟须充分激活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所处的“新常态”，本质而言是新旧经济周期切换拐点来临之前的发展阶段，是中国既有增长模式沉疴的阶段性表达，亦即产能过剩、杠杆高企和房地产库存严重状态下中国经济当如何启动存量改革命题。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产能出清、去杠杆、房地产去库存等，均取得相当进展，有的已经开始步入收获期，这也是我国经济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能逐步企稳回升的重要原因。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的力度有所下降，但整个宏观经济企稳甚至略有回升，这背后的动力是制造业触底反弹。

　　作为独特新兴大国，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执行，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竞争优势稳固、贸易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主动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而中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扎紧金融安全篱笆的相关举措，正是非常理性的战略安排。供给侧改革的亮点是制造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我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快速的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进程，制造业升级的重点内容在于进口替代或者国外品牌替代。与此相关的证据包括：研发投入和专利发明数量的大量增加;单位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率上升，上升主要来自进口中间品替代;行业兼并重组加剧，高效率企业占据了更高市场份额。

　　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10万亿美元，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一。如今面临的高难度命题是，如何站稳10万亿美元台阶，并向15万亿美元乃至更高的增长能级迈进。这就需要在克服诸如内外经济失衡、“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福利效应不高、外部战略挤压加剧等一系列风险或难题的基础上，找到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活力的机制。无疑，要驾驭这样的巨型经济体，亟须一套既能精准面对经济问题又能破解中长期增长约束条件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指导。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或曰战略升级，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缺乏相应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独立探索符合独特新兴大国特点的增长模型，进而开启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段的发展周期。基于此，我们既要重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逻辑，更要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前瞻性研究，告别债务推动型的既有增长模式，摆脱固有的调控思维，将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微观主体创新禀赋的广泛激活和人力资本的普遍提升上。通过放开垄断行业及生产要素管理，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把创新创业的权利留给市场和企业，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