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提出都市圈理论，1976年在其著作《世界体系中的城市群》中大胆预测，上海及周边地区将崛起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不过，戈特曼没有料到的是，今天的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鼎足而立，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也在顺势而动。

　　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战略模式。“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已写入了中国“十三五”规划，成为探索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区域经济发展步入3.0

　　根据“十三五”规划，国家将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等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上证报记者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有平衡和不平衡两个状态，中国一直追求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回顾区域经济发展历程，邵宇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最初是遵循各地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自然规律，通过户籍政策限定大城市规模，目标是实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发展。这堪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则伴随着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迁徙，期间国家提出了诸如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目标都是探索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这就是2.0版本。

　　区域经济发展的3.0版本，也就是目前阶段，寄望资源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于是，国家在延续原来中东西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概念，通过大城市带动周边的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连片发展，以实现更大规模的人口承载力，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看来，若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兴奋点在空间上的两次推进来看，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在珠三角，上世纪90年代推进到长三角，分别被视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为1.0版和2.0版。现在推进到京津冀地区，视为3.0版。从地理位置来看，这次推进程度更为深入，属于当年计划经济的心脏地带，有望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都能够走得更远。

　　尽管对于划分标准存在不同理解，但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步入新时代，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台阶。

　　“目前环境下，中国经济正在寻找新动能，若想激发发展动力，关键是解决土地、劳动力、资本在区域上的错配，若把这些资源更有效地集中到超级城市群以及周边城市带，能实现更高效率，带来更多有效需求和供求，为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发展动力和活力。” 邵宇说。

　　罗守贵认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会以城市群为载体，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外，全国还会有十几个城市群，总共可集中全国50%以上人口、80%以上的经济总量。

　　三大城市群新动作

　　城市群版图已基本确定，现实问题是如何在一体化上做文章、在互联互通上做深做实，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作为千年大计，进入国家大事层级。

　　在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呼之欲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高层近日表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瞄准“世界级城市群”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将引领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进入新阶段。

　　长三角城市群也在寻求协同，迎来接轨的声音。

　　日前，浙江省批复在嘉兴市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深化与上海的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嘉兴市发改委地区处处长杨晓波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所谓建设“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是嘉兴全市整体行为，涉及范围包括嘉兴下辖的2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2个县。以省级示范区形式全面接轨上海，有望浙江省在规划编制、项目立项和审批、体制机制等方面释放相关支持举措。

　　在嘉兴市上报浙江省的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中，记者看到，嘉兴列出了7个重点合作领域和八大重点项目清单，拟提请浙江省级层面支持。7个合作领域包括：嘉兴市轨道交通与上海轨道网对接项目建设、沪乍杭铁路建设、嘉兴军民合用机场建设、沪嘉医保“一卡通”工作、平湖与上海共建长三角科技城、上海自贸区嘉善项目协作区建设、嘉善县与金山区共建浙沪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等。

　　八大项目包括轨道交通、铁路和机场等在内，预计总投资约为736亿元，其中“十三五”期间总投资计划为330亿元。据悉，机场项目和沪乍杭铁路有望今年完成可研报告的批复，争取明年能开工。

　　在产业对接方面，嘉兴提出以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金融业等为重点，开展两地产业合作。根据实施方案，嘉兴拟通过上海引进重大产业项目和外资，尤其是迎接“浙商回归”，计划2017年引进来自上海浙商回归产业、项目175个，到位资金155亿元;引进上海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40个，通过上海引进外资项目100个。同时，深化与上海国有企业、在沪央企及相关投资结构合作对接，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制度联动推动区域一体化

　　从一定角度上讲，城市群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病缠身而催生的。如京津冀之中的京津，由于资源过度集中，雾霾常发，交通拥挤，房价居高不下。

　　邵宇认为，城市群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最有效率的办法是将相关行政区域进行调整。也可以考虑在城市群之上再设置一个顶层机构，比如直辖城市群管理委员会，来实现城市群中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划和管理。与其逆市场而为，通过人为限定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破解大城市病，还不如主动疏导，将人口疏导到大城市周边的城市群落地生根。这样的话，城市发展的空间也将顺势打开。雄安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解决大城市病的另一个路径是发展智慧城市，提升管理能及和智慧程度，让公共服务设施变得更加有效，服务更多人群。”邵宇说。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认为，从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看，从市场驱动到产业联动，要慢慢进入制度联动的状态。制度层面上架构好，长三角联动发展整个能级将上升一步，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资源的流动会更加顺畅。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顾建光教授则认为，解决大城市病，需要解决三个疏散，分别是人口疏散、 城市功能疏散、产业疏散。其中，后面两个疏散最为关键，如果城市功能和产业不疏散，人口就没法疏散。这并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解决。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把发展城市群、城市带作为战略性解决方案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和途径。京津冀的做法，如果落实得好，对全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长三角地区接下来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

　　“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来看，基础设施一体化可以做到，经济相互融合可以做到，但在较短时间打破行政壁垒还是很难的。”顾建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