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重点领域的国企混改试点正分批次进行，有望在具体落实、民企激励、国企治理结构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突破，积累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国企国资改革全面纵深推进。

　　混改试点密集启动，股权结构将有实质变化。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批试点的9家企业方案已基本批复;第二批10家试点企业名单拟近期批复，预计年内将取得阶段性进展;第三批试点也着手启动了遴选工作。从股权结构看，试点企业混改后股权结构都将发生质地变化，有的从国有独资改为国有绝对控股，有的从国有绝对控股改为国有相对控股。

　　三批试点涉及领域广泛，全局带动性强。对于前两批19家试点企业，从行业领域看，涉及配售电、电力装备、高速铁路、铁路装备、航空物流、民航信息服务、基础电信、国防军工、重要商品、金融等重点领域，特别是国防军工领域较多。对于第三批试点，可以从近日发布的《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窥见一斑，《意见》提出，加大电力、油气等重点行业改革力度。可见，前三批改革涉及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国防、金融等重点领域。随着垄断领域央企率先破题，将“以点带面”式地带动其他关键性领域国企混改，最终扩散至全行业。可以预见，2017年国企混改将会在数量、层级及深度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试点领域大都是垄断行业，潜在利润激发民企参与。选择的试点企业(例如中石油)表现出高度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特征。垂直一体化导致行业资本和人员流动性下降，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相对市场交易成本不断提高;高度水平一体化导致缺乏企业间竞争，增加了企业监管成本。这些垄断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利润，而民间资本长期无法进入。通过混改的形式引入民资，一是可以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提高国资保值增值能力;二是可以向民资让利，调动民资参与混改的积极性。

　　采用“一企一策”的方式，可以多方面探索和积累普遍性的经验。每家试点企业均会制定改革方案，并要获得监管部门的广泛论证。既保证了差异化企业的个性化改革需求，又可以从中总结各个改革举措的适用性并比较优劣，得到企业特征与改革举措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根据企业不同特征选择不同举措的排列组合，进而对以后的国企混改提供最有效的、针对性强的改革方案。这样就可以用最短时间积累出各种改革经验，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遍性经验，加快国企混改进程。

　　对于加快混改试点工作的政策建议，笔者认为，首先应建立容错机制，加快相关试点方案的落实。应尽快推进落实容错机制，使试点央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完善国企改革中的容错机制建设。在强调追责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改革者，宽容失误者，充分保护好国企混改主体的积极性。国企高管只要是坚持科学改革的方向，并按照法定决策程序实施的改革举措，都应该依法保护。即使事后证实改革不成功，只要当事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牟取私利，合法行为应受到制度保障。对有争议的国企改革追责问题，成立以法律、财务、审计、管理等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为主的专家组，依据商业原则进行评判，评判结果作为是追责还是免责的重要依据。

　　其次，主动向民资开放竞争性领域，激发民资积极性。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开放竞争性业务、破除行政垄断、打破市场垄断。而混改的重要内容就是引进民间资本。因此，重点领域的混改试点，应该尽可能向民资开放，向民资让利。不仅从国企自身改革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出发，也要从民企参与的意愿上多做考虑，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发挥民企的比较优势，实现双赢。需要强调的是，向民资适度让利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并不等同于国资流失，相反还会提升国资的增值力，有效放大国资的带动力。一般而言，靠近终端市场的环节，资源垄断和技术垄断都相对较弱，且市场化基础更好，民资反应更加灵敏，可以优先改革。

　　第三，将民资真正嵌入企业框架，改善国企治理结构。国企混改涉及多元产权主体，应该强化各方的契约意识，履行现代企业制度。一是以建立规范有效的董事会为重点进行公司制改革，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建立有效保护中小股东话语权和利益的机制，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制度，保障民资出资人对关键业务、重点领域和重要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加强对民资社会责任建设的引导及监管，对于民资破坏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行为要强化责任追究。

　　第四，改革试点的力度应不断加大，并及时向全国推广。从经济学上讲，优先改革的企业具有制度红利，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一优先权将逐渐被稀释，所以保持红利的办法只能是不断深化改革。要为“改”而“混”、不能为“混”而“混”，混改是手段，核心是深化改革。重点领域混改试点，应该在推动“1+N”文件落地见效方面大胆试点、走得更远。同时，要积极跟踪试点实施情况，及时梳理解决实施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分批对试点工作进展进行评估，总结制度性经验。按照“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的原则，对于成熟的经验可以直接推广到全国，具备条件的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企改革中的突破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