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有着清晰明确的目标与逻辑。一方面，通过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应对当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得益于明晰而有定力的宏观政策，市场信心明显提升，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宏观政策保持定力利于廓清迷雾，引领经济实现长期平稳发展。

　　逆周期调节助力稳增长

　　去年上半年，受中美贸易争端、金融去杠杆、清理规范地方隐性债务等内外部因素交织影响，市场信心一度遭受打击，投资风险偏好快速下降，债券违约、P2P跑路、股权质押爆仓等一系列信用风险事件接连爆发，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度严峻。面对经济短期面临的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及时调整应对，明确“六稳”目标，着力改善民企融资环境。

　　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担当起此轮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排头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减税降费力度可谓空前，更多企业享受到减税红利。

　　江苏求实特种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定杰透露，今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再扩大，公司得以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所得税应纳税额降幅达到71.2%。去年增值税缴纳253万元，今年4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增值税减税政策后预计可省48万元左右。

　　“及时的减税政策让资金活起来了，去年140万净利润，加上今年减税预计省出的74万，全部用于投入装备更新，公司今年准备投入300万引进高端设备。”杨定杰称。

　　积极的财政政策离不开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此轮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与以往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货币政策不再充当“急先锋”。年初实施全面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但央行前四个月通过公开市场回笼的资金规模高于这一规模，综合看依旧是净回笼资金，货币市场利率中枢逐渐上移，说明宽松的货币环境有限度，并非“大水漫灌”。

　　尽管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但当前经济依然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近期公布的诸多4月宏观数据不及预期，就说明经济下行压力依旧不小。分析普遍认为，逆周期调节助力稳增长的政策定力不会改变，宏观政策将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相机决策，适时预调微调。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记者表示，当前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空间主要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很大的缺口，如城市地下管廊、垃圾围城改造、水污染治理等，货币政策在目前阶段应该起辅助作用而非主导作用。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也对记者表示，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变得易冷难热，市场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变弱，市场内生的广义信贷扩张动力变弱。这种环境下，目前的宏观政策还是要“稳”字当头，货币政策可松可紧的时候选择观望更安全，需要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持政策利率在较低水平。因此，货币政策变调为时尚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内涵不断丰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牵引器，自2015年首次提出至今，其内涵在不断深化中丰富，每年的侧重点各有不同。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强调“继续深化”，2017年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2018年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并在今年初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

　　过去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体经济领域成效突出，如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民企创造更平等的营商环境，国企混改批量落地等。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政府职能的持续改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深化，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进入2019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聚焦实体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扩容到金融领域。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亮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将其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中的关键”。

　　按照杨伟民的解释，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不再局限于“三去一降一补”，还包括减税降费、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领域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至于金融领域，则重点要调整三大结构：一是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二是银行结构，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三是产品结构，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

　　聚焦到金融领域，针对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的在于建立广覆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实现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有效融资供给。光大信托总裁闫桂军对记者表示，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度，中小企业在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同时，大型央企等国企又往往享受了过多的金融资源，甚至一些非金融主业的央企也在从事着大量金融业务。

　　“金融与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普惠，将金融机构从高度同质化的竞争中解放出来。”闫桂军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上要靠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金融机构类型和金融产品的广覆盖、有差异。科创型中小企业，要靠PE、VC等风险投资，制造业中小企业，则要靠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高收益债券市场等。

　　坚定不移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春风化雨，对外开放始终是我国坚持的基本国策。从兴办经济特区，积极利用外商投资，到加入世贸组织，实施自贸区战略，再到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实践，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的奇迹和典范。站在激荡变革的当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官方多次表态看，坚定不移地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一项重要的既定政策，并不会因为短期的内外部形势变化而调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下一步，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力度加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外商投资法》获全国人大高票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领域统一的基础性法律。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公布拟推出的12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等。

　　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利于促进外商投资。同时，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二季度以后国内债市和股市纳入国际主流指数的实际力度会进一步加大。此外，随着我们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我国市场主体境外投资的合理需求持续存在，也会得到有效满足。所以，无论从资金流入角度还是流出角度看，全方位对外开放均为跨境投资均衡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基础，开放是双向的。

　　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2018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来投资累计净增加4838亿美元，连续第三年回升，规模已恢复至历史较高水平;今年一季度，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入继续有所上升，其中，境外机构净买入债券和上市股票的金额分别是95亿美元和194亿美元。

　　4月人民币债券正式加入首个国际主流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综合债券指数。有分析预计，考虑中长期效应，不仅仅是追踪全球三大主流指数的资产会对中国债券进行配置，主权财富基金等资金也会进入国内债券市场，在中长期内有望带来0.5万亿～1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彭博中国总裁李冰对记者表示，决定将人民币债券纳入彭博指数并非公司单方面决定，而是背靠彭博指数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诸多国际大型投资机构，如果这些境外投资者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没信心、不认可的话，人民币债券也不会顺利纳入彭博指数。“可以说，是全市场投票决定了人民币可以纳入彭博指数，这是对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真金白银的认同”。

　　(原标题：宏观政策保持定力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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