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连画家都摆不出这么迷人的造型”

　　初见阿蓝，他枯瘦显骨的脸颊夹在左右两撇柔顺的长发之间，发色初花。眼睛深嵌在眉弓下方，投下很浓的阴影，衬得双眸格外明亮，左眼神伤，仿佛不尽的忧思;右眼犀利，似乎透析万事。眉头两根线提着，鼻梁在饱经风霜的脸上高高隆起，显得坚毅。上嘴唇隐藏在胡髭的影中，下嘴唇在说话时闪烁。

　　这位被称为摄影师的牧师，或者被称为牧师的摄影师生活在台北。他每天睡觉的时间仅为三四个小时，像达·芬奇这类工作狂一样，视睡眠为浪费，似乎生命的每一秒钟都珍贵到不舍得错过。他的太太之前有严重的抑郁症，他虽经痛苦，却仍然照顾家庭，爱护妻子，保全婚姻：包括洗菜刷碗拖地这些无尽的家务。买菜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比预算少花一些钱;他的一些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拿回家稍作处理，穿在身上。在追求富足和安逸的社会里，认识他时甚至价值观都会被挑战和提醒。

　　陈丹青先生在阮义忠摄影大赛中认识了阿蓝，并评论说，“以神性的目光看待人，在人的身上，看见神性。”一语中的。在阿蓝的目光中，人的尊严的最终基础就是上帝把他创造得像上帝自己。神性就藏在万物背后，阿蓝不仅是看到了万物本身，更是借着万物，看到神性。

　　这个对神性的感知就成了他一切目光的基础。在摄影技术武装到每一个身体的时代，阿蓝的摄影是独特的，并不是他的机器镜头独特，而是他的目光背后生命和观念的独特。这种图像所传递的气质直接连接着卡拉瓦乔、伦勃朗等欧洲宗教改革思想下的绘画大师。在思想语境里，连接他们的是这样的人观：被造、堕落、受限，又有恩典、慈爱和赦免。在视觉语言上，连接他们的正是左上方射来的光，被照亮即被恩宠。形体被光塑造后，许多边缘线被藏在了幽暗之中，在造型上起作用线条成了明暗交界。这种从实体边缘线到明暗交界线的造型语言转变，也正是文艺复兴风格向巴洛克变化的语言特征，其造型语言的传递能力变得更加出人意料，戏剧感徒增，而这种效果带来的浪漫感同时减损了画面的稳定感，但是与伦勃朗同样，阿蓝在处理构图的时候，选择了更加端庄稳定的姿势与图式来弥补这种失衡。同时，和伦勃朗相似，阿蓝摄影的基调是深邃的昏暗，让形体和光在人的视网膜上产生富有美感的形状，用光的强弱、深浅、虚实把画面中的意义也按次序表明出来，并不晦涩。面庞，总是画面的核心;面庞上表情，总是画面的核心意味;表情背后的情感，总是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此外，阿蓝的肖像摄影还有一层“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使整体的氛围增加了一个维度。据说他平时会收集一些老旧的物件，亲手做了许多道具，尤其是植物，比如《沃土》中用蔬菜做的“伊丽莎白花领”;《夏娃的女儿》、《恩宠I》、《亚当与夏娃》中用叶子做成的衣服，如果放到今天的当代艺术概念里，这算得上装置了。更有意思的是，阿蓝说，这些植物衣服得赶紧地做，快快地拍，不然叶子脱离树枝树根，就会缩水，使衣服变形。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树枝、树叶作为道具，人的动作可以精准完美地呈现。“连画家都摆不出这么迷人的造型，”陈丹青说道，“阿蓝太会摆了。”在阿蓝的人观中，人之为人，不是孤立地悬浮，而是与万物相关，管理操持，物衬着人，人持着物，使人免于孤岛的困窘状态，被置于与物关的系中，人被更复杂、更具体地表现出来。

　　阿蓝的模特大多是他在台湾服务的教友，他选的模特大多本身就很美，其中有一些台湾的原住民，棱角端正分明，陈丹青在一次对话中戳出要害，说，“阿蓝对模特是挑剔的，他的模特大多长得十分性感。”可能这也是阿蓝的摄影吸引人的秘密之一吧。当然，阿蓝没有继续挖掘这种性感的特征，而是用他所熟悉的圣经故事、圣经人物所体现的精神，投射在他的模特上，使他的摄影作品更多了一个可以留人驻足的因素——日常与经典的照应。这也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圣、俗不再两立，透过日常看到信仰，透过世俗进入神圣的观念吧。这种思想的典型在荷兰黄金时期也充分地在绘画中被表达过，伦勃朗、维米尔、克莱茲(pieter claesz)等等……万物变得格外实在，而这种如实所是的、不理想化的实在感，是任何时代的绘画都不具备的，不是因为他们画画的能力更强了，或者使用了暗箱透镜这些法宝，而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新教化了，按此，任何殊相都有了终极的主宰者，万物都不用急着去做他们自己的上帝，因此，画家才有可能为个别事物找到确凿的存在意义，产生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阿蓝的在摄影上的观念是与那个时期共享的。

　　阿蓝用“微尘圣像”来给他的摄影取名，也藏着深意。所谓微尘，便是毫无意义，不值一提——人生是虚空的，如同捕风;所谓圣像，却是尊贵尊荣，意义非凡——人生又是严重的，因为它承载了上帝的形象。这两个对立的观念共同塑造了阿蓝摄影的魅力，人之为人，卑微与尊贵，受宠与被弃，苦难与欢愉等吊诡的兼容，也正是人的形象在艺术表达中最触心动魄的主题。

　　有一幅名为《怀孕的玛丽亚》的摄影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看起来无助的，面容憔悴的女人坐在昏暗的左下角，右边的桌子上的蜡烛亮起一点火焰，右上方的时钟停留在八点五分。左上侧有一道光横进来。整张画面在绝望与希望、暂时和永恒的张力之间铺开调子。而这张作品的背后，暗藏着一个悲情的故事：画面中的女人是一位歌手，她在怀孕时被检查出罹患直肠癌，而在孩子与自己之间，医生建议她先取出正在孕育之中的婴儿，保全她自己的生命。而她在如此为难的情况下选择了生出这个孩子，而不是杀害这个孩子。因此病痛中的她为了成全孩子而承受了癌症之痛而不用任何止痛药，她承受一切的力量之源来自她对孩子和丈夫的爱和承诺，和她对假若死后能与上帝同在的确信。这样，孩子刚刚生下，她就被推进手术室，大出血多次，做了直肠癌的手术。再后很短的时间，她几乎走在死亡的边缘，内脏被大量取走，甚至要在胸腔下部装上网来防止心肺下垂。将近死期前的几天，她请求阿蓝为她留下影像，作为她给丈夫的留念。阿蓝果断答应了，她驱车数小时找到阿蓝，在病痛无尽的折磨中配合阿蓝拍摄这组照片，甚至阿蓝在拍摄过程中看到垂危之人的无助而偷偷流泪，又看到在她死亡面前存心忍耐，保持甘心而倍感安慰。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而她去世的时刻，正好就是照片中的那个八点五分。

　　陈丹青先生在他策划，最近在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为阿蓝举办的摄影展序言中说：君蓝的影像对他自己也可能是一场意外。当我询问他何以拍得这么好，他诚惶诚恐。我只能转而相信：一个摄影的新手，可能若有神助：当新的媒介(譬如，照相机)刚刚上手，这媒介可能会做成后来不再能做到的事。相较于后世无所不能的摄影大师，十九世纪中叶的纳达、上世纪初端的桑德，也是摄影新手，甚至业余者。他们只是当年的照相馆师傅，但他们看人的目光，无可企及……君蓝有福了。他怎会爱上摄影呢?他不知道(最好不知道)自己体内住着一个天生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照他自己的说法，以不辞生死的信念，爱着耶稣，并发愿如耶稣那样，爱着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