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预计我国经济(GDP)增长6.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出口增长-3%;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长2.0%;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2.0%;财政收入增长3.0%;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00万人;区域经济整体增幅将略有回落。

　　2016年，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问题，我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可以实现全年6.5%-7%的预期增长目标。

　　2016年经济运行主要特点

　　一是适度扩大总需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供给侧稳定，房地产和汽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的刺激下，汽车产销两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大幅度增长，房地产成为支撑2016年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需求侧略有走弱。固定资产投资冲高回落再企稳，消费增速有所减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6%，增速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出口降幅扩大，进口降幅收窄，贸易顺差减小。就业形势基本稳定，2016年1-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67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预期1000万人目标。

　　工业品价格跌幅收窄。2016年我国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市场的预期，工业品价格结束了自2012年3月以来持续54个月下降的局面，出现正增长。猪肉、鲜果、鲜菜等食品和家庭服务、医疗等部分服务业价格上涨推动居民消费价格回升，工业品价格主要是钢铁、铁矿石、有色金属、石油、煤炭价格上涨带动。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重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煤炭和钢铁是2016年去产能的两大主要领域，钢铁和原煤在2016年分别压减4500万吨和2.5亿吨产能的任务基本完成，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粗钢产量基本零增长。房地产去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到9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7个月减少。

　　降成本效果明显。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的全面实行营改增为企业降低成本近2500亿元左右。降成本和去产能，使工业企业利润明显改善，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4%，增幅同比加快10.3个百分点。

　　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形成。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下，2016年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家，比上年同期每天提升2000家左右。“互联网+”行动计划取得成效，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新业态不断涌现。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新进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广泛应用，云计算、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行业快速发展。

　　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也不断出现，经济下行压力仍存。

　　其一，房地产市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限购限贷放宽等政策影响和场外配资、P2P、首付贷等金融手段的使用，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初以来投资购房需求大幅上升，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全面回暖，房价出现新一轮暴涨。

　　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打击了创业与创新活动。国庆长假后，20多个城市出台了限购、提高首付比例等控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这有利于抑制房价上升，但也影响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销售的增长，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冲击。

　　其二，民间企业投资活力不足。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跌，1-9月仅增长2.5%，同比回落7.9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长疲弱，除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振外，主要原因：一是当前主要的促投资政策“亲国有疏民间”。以专项建设基金为例，已投放的六批基金规模高达1.8万亿元，其政银企社合作的模式在提高风险管控质量的同时，导致了基金更多地支持政府项目和国企项目，对民间资本项目鲜有问津。

　　二是央企国企依靠国有资本担保、抵押物充裕等优势，更容易获得大规模的低成本信贷资金，金融部门倾向于控制、收缩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授信额度，增加了民间资本的融资难度。

　　三是一些企业出现了回避风险的现象，这部分企业由于害怕经营失败带来不良债务的增加，回避一些“高收益、高风险”投资项目，往往通过理财等方式获取低风险收益。

　　民间投资滑落一方面是民间资本应对经济转型、市场需求偏弱、产能尚未出清的正常反应，是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营企业活力不足。

　　其三，部分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继续积累。金融市场多个领域的潜在风险有所上升。企业债违约事件不断增多，违约主体开始向国企和央企蔓延，东北特钢等企业的债券违约事件显著冲击了债市融资功能。银行资产质量持续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五个季度上升，关注类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上升。

　　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冲动有所抬头，将PPP方式当成单纯融资手段，不合理确定权责，给予社会资本远超风险对价的优厚回报;政府投资基金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做出违规担保、明股实债、兜底回购、固定回报等内部安排和承诺，形成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保险公司利用万能险高杠杆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等事件增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暴露，违约“跑路”事件频发。

　　其四，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在经过多次降息、降准后，我国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已降至2.2%左右，处于历史上比较低的水平。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也远超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资金充裕。但由于缺乏投资机会，资金更多地通过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投向了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领域，或者房地产，或者在虚拟经济中空转。资金持续脱实向虚，会滋生各类资产泡沫，对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国有企业、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部门和行业大量融资，也相应推高了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民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幅度不大，从而挤出了民间投资。

　　这些原因，导致近年来我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下降，杠杆率不断提高，货币政策效应不断下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服务于稳定短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政策手段。在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情况下，扩张财政政策往往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和消费，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刺激的作用变大。目前，应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配合，不宜过早地把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

　　2017年经济增长基本态势

　　2017年，虽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新增长动能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其在经济中的比重尚不足20%，难以替代房地产、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作用，经济增长会惯性下滑到6.5%左右。

　　从需求看：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平稳增长。2016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快速增长对后续投资稳定增长形成支撑，专项建设基金、推动PPP项目落地会继续保证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工业企业效益好转增强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产业、“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产业需求旺盛也会推进相关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库存处于历史较低位，存货投资将呈回升态势。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实体投资收益预期仍不乐观，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会使房地产市场降温。预计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8.5%左右，基础设施投资仍起主导作用。

　　二是消费需求将继续回落。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高度正相关，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增速，会影响居民消费能力。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会抑制与住房相关的家具、家电、建材等相关商品消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对政策依赖较强，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能否延续对汽车消费影响较大。当然，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教育等个性化新兴消费模式和消费热点仍比较活跃，电商网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将保持稳中略降态势，预计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左右。

　　三是外贸进出口仍将低迷。世界经济将延续温和低速增长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考虑到俄罗斯、巴西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前提下，预期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3.4%，略好于2016 年的3.1%，但其预测值存在向下调整的较大可能。全球经济低迷和分化导致反全球化逆风飞扬，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秋季报告的预测，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7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1.8%-3.1%之间，世界贸易形势虽然略有改善，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低迷的态势。国际经济环境稳中偏差，我国外贸发展仍不容乐观。“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落实，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望带动部分商品出口，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

　　从价格看，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品价格难以持续回升。2016年价格上涨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货币因素。2015年6月份以来，我国狭义货币(M1)增速不断加快，M1增速提高往往被视为商品价格上涨的先行指标。数量分析也显示CPI和PPI分别滞后M1增速9个月左右。

　　二是供给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产能、限产量减少了煤炭、钢铁的供给量，1-9月份，我国粗钢产量增长0.4%，原煤产量下降10.5%，原油产量下降6.1%。同时，扩大总需求政策，推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汽车销量大幅增长。

　　三是库存因素。随着价格上涨，原煤、原油、铁矿石、钢铁的库存开始回升，短期内进一步推升价格上涨。

　　四是国际因素。2015年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出现暴跌后触底反弹，9月份路透RJ/CRB期货价格指数为182.7，比年初上涨11.1%。

　　五是汇率因素。2016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值，用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也会相应上升，推高商品价格。

　　六是特殊因素。猪肉价格上涨是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猪肉价格一般有一个三年左右的周期，上涨和下降各一年半左右，与生猪生长、出栏的时间有关。本轮猪肉价格上涨始于2015年11月份，2016年2月份前后，一些地区提高生猪养殖环境保护标准，部分养殖户退出或减产，猪肉价格开始加速上涨。本轮猪周期的突出特征是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生猪存栏数量并没有大幅提高，明显异于前几轮价格和生猪存栏同比均增加的状况，这意味着猪肉供给能力难有明显提高，猪肉价格会稳中有升。

　　2017年，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工业品，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没有改变，物价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

　　从居民消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不会大涨，连续12年增产使得我国粮食库存创新高，现在全国粮食库存相当于一年的粮食产量，明显高于粮食库存相当于需求20%左右的合理水平，国内小麦和大米等主粮品种市场价格也高于国际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涨会继续推动服务价格上涨，医药价格放开也会推高医疗和药品价格，猪肉价格会小幅波动，蔬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工业品价格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仍比较突出，价格一涨，产能就会释放，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而已。同时，世界经济低迷不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也不大。我国外汇储备较多，经常项目仍存在较大顺差，人民币没有大幅度贬值的基础。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翘尾因素会影响2017年上涨0.8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翘尾因素影响2017年上涨3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左右，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增长2.5%左右。

　　2017年预期调控目标

　　考虑到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和需求变化趋势，以及现实的需要和可能，建议把2017年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定在6.5%左右，同时应明确指出调控目标是预期性和指导性的，不是约束性的。

　　首先，年度经济增长调控目标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相衔接。“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2016-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的底线是6.5%。目前看来，在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时，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偏乐观，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估计偏高。

　　2013年，我们估计“十三五”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6.5%左右是学界研究结果中较低的。现在看来，由于资本产出率不断降低，潜在增长率估计也许偏高了一点。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凝聚共识的旗帜，砥砺前行的方向，不能轻易动摇，但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整完善。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要充分考虑就业需要。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有一个相对稳定关系，在确定增长速度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目标。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就业压力有所减轻，但考虑到每年的城镇化率要提高一个百分点，有近400万农村居民要到城市就业，还有700多万大学生要就业。近几年我国一直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作为就业目标。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上述就业目标需要经济增长6.5%左右。

　　再次，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仍然较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不断释放，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新型城镇化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力所在;区域经济之间差距较大，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仍有空间。通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应该可以实现6.5%左右的目标。

　　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经济惯性下滑的压力依然较大，要实现6.5%的预期增长目标，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继续采取相对积极的调控政策，同时着力推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金融等体制改革方案落地。

　　(一)财政政策积极有效。一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建议中央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5%左右。二是实施功能性减税措施，对国家引导发展的行业和小微企业全面减税，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延长1.6升及以下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至2017年底。三是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消费设施投入，补上经济发展的短板。四是加大失业保险和低收入群体的支出力度，守住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底线。

　　(二)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一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议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增长12%左右，保持适度合理的流动性规模。二是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甚至实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而保持人民币在均衡水平上的稳定。同时，适度管制外汇流出，对国有企业在海外对房地产、古董、球队等非实体性、非技术性企业的并购活动要严格限制。三是密切跟踪研究美国当选总统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防范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和跨境资金大规模外流引发国内债市、房地产市场等金融风险。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继续化解过剩产能。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注重分类有序、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实行严格的环保、能耗、安全、技术标准。分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债务和解、破产重整乃至破产清算。继续促进钢铁、煤炭等行业脱困和转型升级，并把去产能工作扩大至造船、有色等行业。二是努力降低企业成本，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三是防范化解金融等风险，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全方位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健全前瞻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应对机制，完善房地产、汇市、债市风险处置预案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支持银行核销处置不良贷款，有序释放信用违约风险，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着力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和监督考核制度，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

　　(四)加快深化国企改革。提高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在于推进国企改革。要按照《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的要求，在电力、电信、民航、军工、石化等领域推出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选择几家央企，在母公司或者上市的二级公司进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选择一些大企业的子公司，推出力度比较大的、以管理层和员工持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明确公开地给出股票价格上的优惠。管理层和员工购股资金可用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此外，要按照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加快兼并重组并实施债转股，企业价值应该以市场公允价值而不是企业的总资产或净资产计算。

　　(五)适度扩大总需求。发挥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加大消费品供给创新力度，提升消费供给的质量和标准体系，吸引部分消费回流国内，在教育、旅游、网络消费等重点领域开展服务业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发挥好投资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关键作用。

　　启动“十三五”重点投资专项和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全面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支持民营企业依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稳定外贸出口，延长加工贸易价值链，鼓励具有实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产业链。培育外贸新兴业态，加快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模式等新型贸易业态，提高传统贸易效率。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带动高铁、核电等装备制造商品出口和相关服务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