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试点年内开展
原标题: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试点年内开展
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设定了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
《方案》明确,首先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期因企业职工享受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方案》表示,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完成划转工作。2017年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点;2018年及以后,分批开展。
财政部就《方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避免将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通过增加税收、提高在职人员养老金缴费率等方式转移给下一代人。
财政部表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主要划转对象是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的股权,一般不涉及上市企业。对于少量涉及的上市企业,划转是原国有股东将其10%的股权转至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属于国有股权的多元化持有,不改变企业国有股权的属性和总量。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作为长期财务投资者,以获得股权分红收益为主。
财政部强调,涉及上市企业的划转,不会改变现行管理体制和方式。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作为上市企业的国有股东之一,除履行方案中有关禁售期的义务外,国有股权的变动等事项需执行国有股权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同时,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参与持股,将进一步优化上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水平,对资本市场将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专家认为,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未来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不断增大而做好战略储备。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参与持股,将进一步优化上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水平,对资本市场将产生积极正面影响。
养老金来源渠道拓宽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源渠道,为未来养老金可持续发放多一份保障。
“这一改革举措进一步织密我国养老保障基金安全网,是应对未来养老金短缺重要保障,可以说给老百姓吃了颗‘定心丸’。”褚福灵说,除个人缴费、财政补贴、社保基金战略储备等渠道,此次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无疑形成社保基金来源重要渠道,更多渠道筹集资金,会有效缓解未来养老金支出压力。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这次国有资本划转力度和规模非常大,截至6月底,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是14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是49万亿元。按照10%划转相当于14万亿元的总资产和将近5万亿元的所有者权益。这个规模对于充实全国社保基金,改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能够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从1998年到现在,每年财政补贴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这给财政压力。养老金支出补贴数额在扩大。所以除制度改革外,也离不开划转国资这样的措施。划转国资是个补充办法,尤其是对于降低当代人缴费负担,是一个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举措。
共享国企发展成果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表示,老龄化加上预期寿命延长,使领取养老金人数不断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地方持续出现当期缺口,中央要求“降成本”、为企业减负,但这些缺口存在,就无法真正落实“降成本”,在职一代负担就无法减轻。
张盈华表示,以往国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路径是先上缴利润、再由财政补助社保,《方案》将划转的国有股权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国企发展成果将更直接、指向更明确。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作为重要举措得以落实,不仅推进国有股权持有多元化,而且化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留下的历史债务。
对国企有正面影响
郑秉文认为,此次划转国有资本对国企有正面影响:第一,国企除有经营目标外,还有社会目标,划转国有资本是有利于国有企业社会目标实现。第二,对国企经营目标会有正向激励。实际上经营目标完成的好坏决定社会目标是否能真正实现,社会目标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营目标。第三,对国企治理结构有好处,企业要向全民负责,有利于治理结构优化。
董登新认为,一方面,可改善国企股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国有资产划转实现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国有资本划转最终受益者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它直接充实养老金储备,将直接让广大人民受益。
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来说,张盈华认为,不会形成冲击。一是划转后,承接主体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分红;二是即使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益,也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目标,旨在长期收益,不会简单变现国有资本;三是有3年以上禁售期。
“在未来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要重点防范解决。”郑秉文强调,第一,从地方层面看,地方国资划转应加强纪律约束,规章制度应再具体一些,防控地方道德风险。第二,从中央实际操作层面来讲,涉及一些不同利益重新划分和调整,应及时做一些调研。对一些能预想到的问题,提前拿出一些预案来,加强有关部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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